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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控制权力制衡与旅游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摘要：政府控制是我国旅游上市公司中常见的现象。在2010年沪深两市共26家旅游上市公司中,仅有新都酒店、ST东海、大连圣亚、世纪游轮四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民营企业法人,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数量占比高达85%。根据终极产权理论和相关的经验研究结果,不同的终极控制人的性质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别。本文利用沪深两市2003～2010年间旅游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政府控制、权力制衡与旅游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地方政府控制的旅游上市公司经营绩效高于非政府和中央政府控制的旅游上市公司,同时,适当减少地方政府控制权比例,建立科学的制衡机制将有助于提高我国旅游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 　　 　　 　　关键词：政府控制; 权力制衡; 旅游上市公司; 经营绩效 　　 　　1引言 　　 　　随着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一大批旅行社、旅游电子商务企业、旅游交通企业、旅游住宿餐饮企业、旅游开发公司、景区经营企业在市场的推动下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旅游行业价值链上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旅游企业的代表者和“领头羊”,旅游上市公司在旅游行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旅游上市公司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不仅有助于提高旅游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而且能够对旅游行业其他企业的发展带来示范效应,促进整个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和业界对于旅游上市公司的治理研究投入了大量的关注和热情,形成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王彩萍,徐红罡,2008;许春晓,叶莉,2008;戴学锋,2000)。 　　在我国,由于特殊的社会发展历史和政治经济体制,政府通过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直接控制或利用代理人间接控制着相当数量的企业,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由于旅游业涉及自然生态、历史文物、民俗文化等珍贵的保护性资源,政府在其中的控制性地位就更加显著。通过追溯2010年沪深两市旅游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性质,本文发现,在总共26家旅游上市公司中,仅有新都酒店、ST东海、大连圣亚、世纪游轮四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民营企业法人,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数量占比高达85%。即使是在暂未上市的旅游企业,也存在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情形,尤其是对于负责旅游景区开发、经营的企业,出于旅游资源可持续性发展的考虑,政府通常采取直接设立企业的形式对景区的开发与保护进行控制,如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根据终极产权理论和现有的大量经验证据,不同性质的终极控制人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不尽相同(刘星,安灵,2010;夏立军,方轶强,2005)。那么,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政府控制对旅游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政府控制下又该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这些都是理论和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综观目前旅游领域内的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对旅游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评价,很少有学者对旅游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程露悬,黄福才,2010;许春晓,叶莉,2008;刘立秋,等,2007)。鉴于此,本文尝试根据沪深两市旅游上市公司2003～2010年间的半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探索政府控制、权力制衡与旅游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层面,本文能够进一步丰富旅游企业治理机制的概念和内涵;在实践层面,也能对旅游企业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提供一点启示。 　　 　　2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2.1终极控制人性质与旅游上市公司经营绩效 　　 　　自1932年Berle和Means在其经典著作《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中提出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假设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产生的公司治理问题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在之前的研究中,绝大部分是基于上市公司的直接持股结构,很少考虑到终极控制人的性质。有学者发现,公司的控股股东通常利用金字塔结构或其他层级型的组织结构建立控制链,维持与扩大他们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成为上市公司背后的终极控制人(La Porta,et al.,1999)。正是由于上市公司的多个股东可能同属于一个终极控制人,相互之间存在一致性行动的可能,在此基础上讨论直接持股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毛世平,2009)。1999年,La Porta等最早提出终极产权理论,指出沿着控制权链条对公司终极控制人的追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刘芍佳,等,2003)。 　　按照终极控制人的性质,我国旅游上市公司可以分为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省级、市县级)控制、非政府控制这三种类型(夏立军,方轶强,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