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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主体冲突及其破解研究 　　摘 要：社区购买服务是一个多方主体互动博弈、合力推进的协同治理过程，购买者、承接者和使用者这三类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确定服务需求、达成合作意向、形成服务对接，完成社区购买服务工作。通过对北京市社区购买服务的实地调研我们发现，由于主体利益诉求不同，各类主体在互动博弈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矛盾。为有效破解矛盾，文章提出，各类主体应秉承协同治理的精神，在提高自身能力的基础上，构建互通机制，形成交集共识，从而实现社区购买服务的良性发展和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社区购买服务；主体冲突；矛盾破解；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6-0100-07 　　2016年1月5日，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北京市2016年使用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申报指南》，向全市社会组织购买500个服务项目。事实上，自2010年开始，北京市政府六年内总计投入42亿元资金连续购买了2732个社会组织服务项目，购买服务内容涵盖社会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社区便民服务、社会治理服务和社会建设决策咨询服务五大类30个方向。作为实践较早、经验较丰富的城市，北京市政府购买服务不仅涉及养老、环保、就业培训、流动人口服务等众多领域，还深入到基层社区，与社区治理相结合，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多样的服务。社区层面的政府购买服务是一个多方主体互动博弈、合力推进的协同治理过程，由于主体利益诉求不同，各类主体在互动博弈过程中容易产生一系列矛盾，影响到社区购买服务效果的发挥。因此，本文从主体互动视角出发，分析了北京市社区购买服务过程中各类主体因互动博弈产生的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矛盾，并基于协同治理精神提出相应的破解策略。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我国“社区”概念 　　学界普遍认为，“社区”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并经历了从德文的“Gemeinschaft”到英文的“community”，再到中文的“社区”的语言旅行过程。[1]“社区”概念作为西方舶来品，在我国经过数十年发展，已具备较明显的本土化内涵。《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首次对“社区”概念做出官方权威阐释，这一解释也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在此基础上，在社区功能方面，杨淑琴等认为社区“是国家为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治理单元”[2]；在社区主体方面，刘玉东指出，“居民为第一要素，但互动的主体绝不仅限于居民，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代表政权的基层政府和共产党组织亦是社区运转的重要主体”[3]。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城市“社区”概念在我国指的是居民委员会辖区，但由于社区居委会本质上并不是政府组织，其购买服务的活动必须经过街道政府审批，因此本文所探讨的“社区层面的政府购买服务”并不是指单个社区的购买服务问题，而是指街道范畴的政府购买服务。 　　（二）主体互动、社区服务、社区购买服务分类综述 　　主体互动，较多地被运用于描述现代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现代公共政策的形成，在西蒙“有限理性主义”和林德布洛姆“政策分析理论”的影响下，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由直接决策者（政府部门、立法机关等）和间接参与者（利益集团、公民等）共同组成的决策主体在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冲突、沟通、取得一致的政治互动过程。事实上，主体互动不仅发生在政策制定环节，还贯穿政策执行始终。因此，把握政策执行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并分析各类主体的行为倾向和潜在矛盾，是深入理解一项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和关键手段。此外，“多元主体互动治理”所强调的多元主体参与互动、协同治理思想为“主体互动”提供了来自“治理”的依据，而政府购买服务也内在地契合了“治理”的精神，因此从主体互动视角来考察社区购买服务问题是适宜的。 　　关于社区服务，杨宏山对社区服务的定义较有参考价值，将其界定为：“在城市社区范围内，在政府部门、社区组织、企业组织及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以及共同行动下，动员社区内外的各种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的公共性、福利性、公益性、互助性、义务性和营利性服务的总称。”[4]在社区服务供给机制方面，杨宏山、刘中起、陈雅丽等一致认为，要建立由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三方共同组成的社区服务多中心供给机制。 　　政府购买服务，因其满足我国政府转变职能的现实需要，与如今大力倡导的“治理”精神相契合，受到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有关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成果始见于20世纪90年代末，并从2010年起开始涌现大量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