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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研究传承与省思 　　内容摘要：《敦煌研究》是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推出自身学术、科研成果的主要刊物，本文在《敦煌研究》出版100期之际，肯定了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在这20多年时间中所取得的成绩及其《敦煌研究》在学术界的独特地位。 　　关键词：敦煌石窟；敦煌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0．6；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6)06-0005-03 　　自1981年试刊以来，《敦煌研究》已发行了25年。在过去的这25年里，《敦煌研究》历经了试刊、创刊、定期出版季刊，改为双月刊数个阶段的发展；刊物的写作群也由早期以敦煌研究院(1984年以前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主力，逐步扩大为中国各地佛教艺术的研究者；论文内容更由创刊时所定位的敦煌研究，演变为广泛地探讨中国石窟以及佛教艺术的各种问题。如今这个刊物即将以更开阔的格局步入另一个发展阶段，在此先致祝贺之意。 　　在中国的各个石窟单位中，敦煌研究院一直位居龙头的地位，不但历史最悠久，专业团队最壮大，同时对学术研究也最为关心。早在198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意识到中国人在敦煌研究的领域里不能缺席，故而创办了《敦煌研究》这个学术刊物。1983年段文杰院长在《敦煌研究?创刊弁言》中明白宣示：“敦煌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对‘敦煌学’的全面研究。敦煌学包括敦煌石窟和敦煌遗书两个大的方面，这两方面，既有各自的独立范畴和特性，又有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我们的方针是以石窟为中心，主要开展敦煌遗书中与石窟有关的各个领域的研究，以期全面而深刻地阐明敦煌石窟的各种问题。”显然在创刊之初，敦煌石窟研究就被定位为本刊物的主轴。即使在敦煌学研究已全面展开、《敦煌研究》收录的论文种类不断增加的今天，敦煌石窟研究仍是每期《敦煌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查看《敦煌研究》历年所刊登石窟研究的论文，我们不得不对敦煌研究院老专家产生由衷的敬意，特别是美术研究所的前辈们。他们大多是美术学院出身，上世纪40至50年代，在敦煌艺术魅力的召唤下，来到偏远而荒凉的敦煌莫高窟工作。一开始，他们保持着艺术家的热忱，希望从临摹壁画的工作里，学习古人的绘画技法，汲取创作的养分；可是在临摹的过程中，他们逐渐体悟到若要将那些残破和变色的壁画，恢复到作品的初始面貌，就必须了解临摹对象的思想内容、辨明各个时代壁画的风格特征以及制作的程序和方法，因此在临摹壁画的同时，他们又从事敦煌壁画的绘画技法、艺术风格、题材内容等的研究和探讨。1982年段文杰院长在《敦煌研究》试刊的发刊词中就提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在研究上最初着重开展了l临摹介绍工作，临摹了大量的壁画和彩塑。在某种意义上说，临摹是研究的基础，同时又必须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临摹。”在这种临摹与研究互为表里的观念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佛教艺术史研究方法，为敦煌艺术的纵深研究开拓了很多新领域。 　　研究院的这些前辈学者在敦煌认真读画数十年，他们对敦煌壁画的笔描技法、用色敷染、经变构图等的认识，自然要比一般钻研绘画史的学者更为深刻，在敦煌壁画的风格演变、时代特征等方面，常能提出精辟的见解，段文杰、关友惠、万庚育、李其琼、李振甫等先生都是这类研究的代表人物。此外，美术所的研究人员临绘的态度严谨，摹写一铺壁画往往长达数月，在反覆推敲中，能见人所未见，识人所未识，根据现存极模糊的图像，复原原作的本来面目，所以他们对作品的细节观察，要比一般做图像研究的学者更加仔细。他们的临摹之作和测绘图固然不是原创性的艺术品，可是在图像研究上，它们却是学术价值极高的参考资料。霍熙亮先生的《安西榆林窟第32窟的梵网经变》和《莫高窟第72窟及其南壁刘萨诃与凉州圣容佛瑞像史迹变》等就是这类的论文。 　　在敦煌研究院的这些老专家里，史苇湘先生尤受大家的推崇。1960年以前，史苇湘先生潜心于敦煌壁画的临摹，并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壁画临摹方法和理论。1961年以后，他主持敦煌资料中心的工作，进行敦煌石窟内容的调查和研究。由于他记忆超凡，对敦煌每个石窟的状况和内容了若指掌，故被誉为敦煌的“活字典”、“活材料”。史苇湘先生的研究兴趣广泛，除了艺术风格的解析、壁画内容的辨识外，他更致力于敦煌石窟艺术产生的历史背景探讨。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在《敦煌研究》中就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虽然敦煌位居中西交通的要道上，可是敦煌石窟绝对不是东方或西域石窟艺术的翻版。敦煌艺术乃根植于具有地方特色的敦煌本土文化之中，在这个基础上，它不断地吸收、改造、融合从东、西两方面传来的中原与西域文化，而展现了自己的文化和艺术特色。史苇湘先生虽然没有受过科班的艺术史训练，可是他的研究方法却与艺术社会学的理论不谋而合。即使在事隔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他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仍然深具启发性。 　　除了敦煌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