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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错位解读 　　语文教学，文本解读是第一步，也可能是最为关键、最为根本的一步。在新课程背景下，强调文本解读的多元化，很多教师也热衷于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多角度的理解。但是多元解读并不等于随意解读，它仍然要以教材为依托，应该是在充分挖掘教材基础上所形成的多种理解。而目前的文本多元化解读存在着一种泛滥的趋势，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错位现象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以生活的本真观照作品的内容、以另类的视角标示个性的解读、以内容的概述替代意蕴的品味、以花哨的拓展掩盖实质的虚无这样几个方面。 　　 　　一、以生活的本真观照作品的内容 　　 　　文学作品应该是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是，在语文教学中，却存在着以生活本真观照作品内容的现象，往往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环境“复制”到现实生活中来，按客观现实去理解文学作品，从而将两者“对号如座”。 　　比如前段时间屡遭非议的教学案例：有学生从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中解读出“父亲”穿越铁道去买橘子的行为违反了交通规则，而教师对此大加赞赏，称之为“有创新精神”“见解独到”，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以生活的本真去观照作品内容的例子，说明了在文学作品解读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如果留心一下我们身边的教学，就会发现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文学作品的教学中并不鲜见。 　　有很多教师在分析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时，不约而同地喜欢在列举了阿Q性格特征的几个主要方面之后问学生这样一个“经典”式的问题：“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没有阿Q这样的人？”有没有？也许有。确实有？也未必。如果我是学生，我大概只能如是回答。因为阿Q仅仅是小说中的一个形象，也是文学长廊中的一个典型，是作者“杂取种种人”而形成的“这一个”，阿Q既源自生活但一定高于生活，现实生活中也许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阿Q的影子，但未必（其实是绝不可能）就是阿Q；如果还真有其人，那我们只能说“实属巧合”了。因此，我们在解读人物形象时根本就没有必要拿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对应物”，或者照搬现实 　　生活去“套”文学作品的内容，因为这不是解读文学作品的正确途径。 　　 　　二、以另类的视角标示个性的解读 　　 　　在新课程背景下，对文本的多元化解读、个性化解读得到了大力提倡，但是，多元解读、个性解读并不等于标新立异，其前提条件是仍然必须遵循艺术创作和欣赏的规律，仍然必须依托于作品本身。但是，在当今的文学作品教学中，脱离文本的实际，一味追求新奇的见解，试图以另类视角来标示个性的理解，已渐成一股歪风，并呈泛滥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在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是关于丁西林先生的独幕喜剧《三块钱国币》的，文章作者针对文本中的“花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花瓶”在剧中是极富象征意义的，并且洋洋洒洒罗列了诸如“花瓶的易碎象征了国民党政权的岌岌可危”、“以花瓶的秀外虚中隐喻国民党政权的外强中干”、“以花瓶的被打碎隐喻吴太太依附情结的破灭”等几大方面的象征意义。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分析视角独特，也许还有人会认为这就是个性解读。新则新矣，但我始终觉得太空泛，很难令人信服。我之管见，以为“花瓶”就是“花瓶”，它无非是个道具，是戏剧矛盾冲突的一个载体，即使把“花瓶”换成“手表”之类也未尝不可，我们总不能再去分析“手表走时不准象征国民党政权抗战不力”等等象征意义吧？其实，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就是借“花瓶”这一小小的道具，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来表现作者对在抗战的日子里人们不去投身抗日，却在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无聊争论的讽刺。此外，我似乎便再也看不出还有什么特别深的象征意义了。 　　类似的现象我们屡见不鲜，一个个“另类”的视角层出不穷，而“研究”“探究”出的内容也五花八门。比如，有教师在教学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时，抓住文中华小栓的“六次咳嗽”来分析所谓的小说线索，认为作品中小栓的咳嗽是“带有一种讽刺意味的描写”，“对药效的骗局进行了幽默的讽刺”，并且还认为，这咳嗽声“还对茶客中的非议革命者进行了否认”。应该说，这种解读的角度都很新颖，观点也很新奇，但是，这样解读文本是不是悬乎了点、离作品本身远了点？这样的解读能够说是有效解读吗？回到上例，小说中小栓的六次咳嗽只能说明病情的不断加重，说明“人血馒头不是疗治身体疾苦的良药”，因此，说它“对药效的骗局进行了幽默的讽刺”还能够站得住脚，但是说“这咳嗽声还对茶客中的非议革命者进行了否认”恐怕就有点人为拔高、架空分析了。我们认为，这不是新课程所提倡的真正意义上的个性解读、创新解读。 　　解读文学作品确实需要我们选择视角和切入口，但这个视角和切入口并不是随心所欲、超脱于作品之外的，也不能一味标新立异去“发人之未发”，而应该契合作品的实际，从作品本身去挖掘，以有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