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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意义生成与解读类型 　　摘 要：一件文艺作品或者是一种事物对象，自有其本身的原具意义，但这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的接受者，却并不是在同一对象身上必获有同样意义或能作出同样认定的，而是因各自不同的主体条件而从中创发出不尽相同以至完全不同的意义。这种文本意义的读者再造方式千差万别，但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形成为几种基本类型，把握了这些则不难判断同一文本何以会有如此不同解读的发生，我们也会从中认定对象自身客观意义之所在。 　　关键词：文本；作品意义；读者；解读类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2-0166-07 　　作者简介：王向峰，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辽宁 沈阳 110036） 　　一、序 论 　　文学艺术家把作品创造出来，不论接受者愿不愿承认，寓存在作品中的意义是一种实际存在，哪怕是人们有意地去加以误读，加以曲解，这“误读”、“曲解”的存在，就正好说明由于作品原有意义的存在才有误读之说。所以作品对象自身，不论其言语、声音、符号、形象，以及概念、意义，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接受者就有了以作品为对象的解读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在解读作品时，不必走法国人罗兰?巴特的极端：“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① 也不必像美国人布鲁姆那样偏执：“阅读，如我在标题里所暗示的，是一种延迟，几乎不可能的行为，如果更强调一下的话，那么，阅读总是一种误读。”② 因此，我们的解读学应该循着阅读与解读的规律，找到解读中的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原义与赋意等诸多环节间矛盾关系，总结出尽量不失于偏颇的解读理论。 　　一、“黍离”与农妇之鞋――解读的意义引发 　　文艺家进行作品的创造，向来都追求审美的内涵意义，因而多采取“余味曲包”、“超以象外”的表现方式，让接受者在接受中去体会，去发现，这好像要呼唤接受者的特异功能，去挖掘、发现、创造出仅凭肉眼凡胎所不能直接感知的东西。真正能起到这种作用的是作品意义的解读者和引发者。这是建立在作品的审美幻象基础上的意义引发。说它是出自作品的形象能指，却又不是人所共见的实象；说它不是来自作品的形象能指，却又有其一定的形象依托；而作为解读者一旦从作品幻含中作为或有的意义把它发掘出来，又成为不可能不这样承认的投注意义，不能不说，这是从作品幻象中来又以切实的揭示投注到作品中去的意义发现。在这个接受寻求与作品表现特点的两极分向之间，有时能够统一；统一的原因在于艺术的表现方式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即使是象征、隐喻，也有大体可以把握的规律，屈原《离骚》中的美人、香草、粪壤、萧艾，不止是说物类的殊异，所指还是人的美丑、忠奸的完全不同，这是人人都能统一的共识。但对于作品的意义的深层探求，在认识上的差别以至相异则是普遍存在的，有些人的解读可能与作者的本意完全不同。有些当世的作者甚至为此而直接站出来说话，说读者和批评家歪曲和误读了他的作品，我国的作家卞之琳和曹禺，以及其他不少人都曾经这样做过。有些沉得住气的作者，对于别人的解读不论怎样与自己的本意相左，只要无碍于自己的生存，倒很愿意让别人去各说各的。曹雪芹如果在世，他看到红学家有那么多不同的看法，把他一个人、一本书，变成了一百人、一百本，即使他流入书中的“字字看来皆似血”，他也算是得到了无可比拟的补偿。 　　人们在接受作品的解读中，以意义的发现为审美愉悦后的第一追求。这种追求使人从作品中必得看出点什么，即使不能从作品中直接看出点什么，也难免以追求为动力，从中挖掘点或者以解读的方式向作品中投注点什么。当然，这种意义的投注，与投注者本人的期待视野是直接有关的。鲁迅说的对《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 鲁迅：《〈绛花洞主〉小引》，载《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19页 。，即是指读者向作品的意义投注。对投注的形式有两种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投注的东西和作品的直接形式毫不相关，这是歪曲性的投注，如认为《红楼梦》是隐喻宫围秘事，一个劲地钻这个牛角尖，得到的“意义”越多，离《红楼梦》就越远，对此不值得鼓励。二是投注的东西是作品的形式能指所微有，但并不突出，并不明显，但解读中淋漓尽致地加以张扬，变成突出、明显的意义所指，把星火煽成了巨火，这是因势利导性的创造，在文艺接受中古今皆为常见，可在多方面给人以启发。毛泽东把《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的故事，读成了一篇动员全党全民起来一起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的《愚公移山》，就是一个范例。在国外，德国的海德格尔在《诗意的语言思索》一书中，对梵高的油画《农鞋》所作的解读，也是举世公认的意义投注的成功。海德格尔对鞋这个器具，进行了器具性存在的揭示，他在这双农妇穿过的高腰鞋上看到了“劳动步履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