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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公布及对语文教学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七次课程改革。尤其是义务教育法实施以后，基础教育逐步增加了“选修课”“活动课”，形成了“必修课”加“选修课”加“活动课”的所谓“三个板块”的课程新结构：并建立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的三级课程管理体系。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面对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原有的课程体系滞后性日益显现。为此，教育部于1999年5月启动了第八次课程改革。 　　本次课改的酝酿准备过程大致如下：1996年7月至1997年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6所大学及中央教科所的课程专家，对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课程的情况进行大规模调查，为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依据。1998年开始又组织教育专家进行广泛的国际比较研究，了解世界各国课程改革的经验和策略。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开始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的起草工作。2000年初，教育部组织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的申报、评审和立项工作，确立了课程改革的项目共9类78项。与此同时，着手义务教育阶段18科课程标准的研制及教材的编写工作。2001年5月，教育部组织专家对18科课程标准进行审议。2001年6月，通过广泛的讨论和反复修改，经教育部党组审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颁布。2001年秋季，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及其20个学科(小学7科、中学13科)的49种新课程实验教材在38个国家课程改革实验区试用。 　　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新一轮语文课程改革正式启动。较之原有的语文课程，新课程有许多亮点，主要体现在重视人的发展，强调必须面向全体学生；在课程理念上，主张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课程目标上，强调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的统一；在课程内容方面，重视语文综合性学习；在学习方式上，强调探究式学习等等。 　　语文新课程作为世纪之交基础教育宏大的课程改革的组成部分，它在实施过程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一般而言，凡是教学第一线所暴露出来的面上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往往与我们课程文件的疏漏或不完善有关。而从语文新课程的实践看，以下三种倾向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 　　1　泛人文化倾向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新课标关于“课程性质”的这一表述，是一个历史性贡献。但新课标同时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有些同志甚至把它提高到“更加准确地揭示了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来认识，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语文课程是人文课程，语文课程要加强人文精神，这本身无可厚非，也完全必要。但如果把它定性为课程性质，那反倒似是而非了。 　　首先，这一说法表述的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却放在“课程性质”中，这是摆错了位置。因为“基本特点”与“本质属性”恐怕不能直接等同起来。 　　其次，这一表述窄化了语言的功能，不能解释语文课程和教学中的许多现象，因而并不严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文化有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分，语文(即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既可以表达人文文化，也可以表达科学文化。最典型的是语文教材中有一部分课文是以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论，培养科学意识、科学精神为目的的科普文、科技文等，这些课文及其教学恐怕要强调工具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了，而不能简单地归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笔者曾经请教过不少语文老师：如果让你教华罗庚的《统筹方法》，教《洲际导弹自述》一类课文，你怎么去讲人文性?会不会去挖掘课文的人文精神?教师的表情都很茫然。而且，从国际母语教材的选文趋势看，反映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多地被选人语文教科书，它们是远不能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可以解释的。 　　第三，一般而言，人文性相对于科学性而言，正如人文精神相对于科学精神、人文思想相对于科学思想、人文主义相对于科学主义一样，因而工具性与人文性并不属于一对范畴。即使以文学(通常人们总是喜欢把文学与人文性联系在一起)与语言而论，两者也显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根据沃尔夫关于语言是“背景现象”或“背景知识”的理论，语言具有“背景”性质，而文学与科学、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等，则属于这个背景下的不同文化领域。从传承文化的视角看，一方面，语言是观念性的，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语文)，它们都只是一种媒介，既可以表达科学、哲学，也可以表达宗教、道德，还可以表达政治、经济等；另一方面，人文性一旦离开了语文因素，脱离了语文学科特点，那也不是我们语文教育真正需要的人文精神，因为人文性并非语文学科所独有，政治、历史、公民、人文地理等学科同样具有人文性，同样需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联系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