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近二十年启示.docVIP

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近二十年启示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的教育思想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盛行于20世纪早期。他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是一座蓄水池，前辈的教育思想汇集于此，又是启迪教育后继者的源泉。他的思想博大精深，对教育本质、教育与社会、教育目的、教学、课程、德育方面有独到的见解，给后代留有广阔的思想空间和实践空间，对推动世界教育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杜威在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来到中国，传播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生活教育、做中学、以及民主主义思想对当时中国一时影响很大。但由于当时战乱、社会条件不成熟以及人们对杜威的思想不是真正的了解，这股浪潮很快过去了。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我国完全模仿苏联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凯洛夫教育学对中国的影响很大。虽然经过几次反思，但我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都没有脱离苏联的窠臼。中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改革开放，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社会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也发生着变化，要求的人才标准也不一样，思想的解放使教育工作者重新认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重新看待西方的文化和教育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各地此起彼伏的教育改革浪潮，要求打破原有的单一理论统辖教育界的局面，要求多元思维，来适应多元的社会。多种理论并存的呼声使杜威的理论重新浮出水面，力图打破教育体制、教育形态的模式化、教条化，以及僵化看待学校、课堂、学生的局面，重新使中国教育焕发出青春。 　　1. 对研究教育方法论的启示 　　杜威，作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他是以经验论作为方法论的基础，他反对各种二元论和非此及彼的观点，要求克服教学中身与心、知识与行为、知识与经验、知识与道德、理智与情感、感性与理性、个人与社会诸方面的对立，提倡新的个人主义，要求以道德文化的力量加强对经济的规范与调控，要求培养一种新型的人以适应世界的变化，在研究中力求整体、变化的观点，要求将教育的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结合起来。他认为这种方法很重要，“不是坚定的把教育的各种因素作为整体来看，我们就只能看到种种相互冲突的名词”。[1]但他也认为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难度，“把各种因素孤立起来看，坚持一个要素而牺牲另一个要素，使它们相互对立起来，这较之发现每个因素所属实的现实要容易多。”[2] 　　我国的教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整体的、变化的、系统观点）基础上，在研究的过程中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引入到教育领域，却不是真正运用他的方法，全然不分析他语义的语境和社会背景，脱离活生生的现实，从“逻辑的规范，体系的完整，哲理的思辨”[3]出发，形成机械、呆板的教育学，没有真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正如陈桂生在他的《“教育学”辨―“元教育学”的探索》说的那样“总的在于教育学既没有成功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解决教育研究方法问题又忽视了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教育学的分类，以致教育研究方法模糊不清，实际上是运用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浑然不觉。” 　　杜威在哲学层面上研究教育的方法，即从整体、变化、辩证的观点出发，对我国教育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目前，国际教育学采用的解释学方法也是从把“现实作为一个整体来抓”的角度出发，既然教育受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制约，就得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研究。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已经看到我国教育理论中方法论的不足，提出“回到现实世界，以动态论和整体论为原则，应以外在的目标转向真实的学生。”[4] 　　2. 对智育目标的启示 　　在我国实际的基础教育工作中，一向强调扎实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没有错的，但这些基本知识既不能满足儿童当时的生活，也不能为将来的生活作准备。因为在信息社会，传播渠道多样，信息纷繁杂乱，每天涌现出大量的信息，哪些信息因过时而淘汰，哪些信息沉淀下来变成知识，都需要人们不断地去辨别、选择、吸收。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如一个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我们的学校做什么用的？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 　　人终究不是知识的容器，当我们培养的人在变化的社会面前感到手足无措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界开始反思，我们的教育任务、教学方式面临着困惑。杜威早在20世纪初（1916年）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反对把“学习知识从生活中孤立出来作为直接追求的事体”，明确提出“教育在理智方面的任务是形成清醒的，透彻的思维习惯。”杜威提出教育在理智方面的任务是培养思维的命题，超越了二千多年的教育思想，从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美德”，到夸美纽斯“把一切事物交给一切人”，再到赫尔巴特的“形式阶段论”，以及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杜威通过他们而超越了他们，杜威明确提出的是培养人的智慧即“理智地、求实地、乐观地、积极地行动和行为方式”[5]。杜威强调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