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本质分析及应对途径.docVIP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本质分析及应对途径 　　一、引言 　　学校教科书是对强势团体所认同的历史、知识和价值观的反映,在传递合法意识形态和信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众多的学生教科书中,历史教科书最能体现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本方旨在分析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起源和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的应对途径。 　　二、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嬗变及原因 　　(一)神国史观的重泛与强化 　　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起源于日本民族的神国史观和天皇崇拜思想。日本人认为,日本乃日出之国,其天皇是神,是至高无上的;天皇比佛还善,所谓佛九善而皇十善,即指天皇是十全十美的。在日本最古老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渲染皇权神授和日本国土神造说。后来的学者提出天皇是现人神,并以此提出了日本的优越地位观念和尊崇天皇的思想。他们还宣扬神话中神武天皇所发敕诏的八?一宇的扩张思想,声称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之国惟我天皇统治之日本国。 　　(二)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的需要 　　经过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上世纪80年代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983年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要加强日本在自由世界和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不仅做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强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日本一些右翼人士宣称,作为发达国家的一员,日本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发挥领导作用,如果再因战后责任问题向国际社会谢罪,只会伤害日本国民自信,损害日本国际声誉,给日本的大国地位埋下祸根。右翼政治评论家绛添要一指出:以往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要谋求世界霸权,必须要拥有经济、军事、金融和文化四个方面的优势。如今,日本已基本拥有经济、金融两个方面的优势,而且,只要日本愿意,谋求军事优势也不是困难的事。因此,在上述的四个要素中,对日本来说关键是文化。换言之,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旦某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世界普及,成为人们羡慕的文化,那它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因此,日本右翼势力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就要把带有侵略性质的、丑恶性质的东西进行掩盖、歪曲和淡化,其实质就是企图通过否定日本的侵略历史及战争罪行,为日本民众树立新的精神支柱,为日本扩充军备、谋求大国地位的政治目的服务。 　　(三)政府的纵容和推动 　　日本战败后,其历史教科书制度从国定教科书转变为民编国管。即民间编写的教科书交由文部省审查后出版发行,学校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审定合格的教科书中挑选使用。表面看来,这种制度有利于推动战后日本正确历史观的传播,但实际上,民编国管制度从一开始就为日本政府掌控历史教科书的发行和选用打开了方便之门。首先,掌握审查和批准大权的日本文部省给提交审定的具有正确历史观的教科书制造种种障碍和限制。文部省以政府的政治需要制定教科书审定原则,多次修改确定教科书编写方针的《学习指导纲要》,要求教科书应培养日本年轻人的爱国精神,为了达到提高年轻人对国家的关心程度和保持旺盛的精神和志气,历史教科书应当深化对天皇的理解和敬爱。其次,日本政府给予教科书审查官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掌握教科书审查的生杀大权。日本文部省可以根据政府需要自己选择教科书调查官,这一制度为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掌控历史教科书的审查权提供了极大空间。 　　从本质上讲,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是简单的文化问题,也不是仅仅事关日本中学的教育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日本政治现状和走向。 　　三、我国的策略与途径 　　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正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我们在对待日本抹煞侵略历史、掩盖战争罪行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必须具备长远的历史视角和宽广的国际视野。 　　一是加强交流与理解,消除历史认识差异。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着重大差异,加强相互交流与理解是消除认识差异的有效途径。《新历史教科书》公然歪曲历史,否定和美化侵略,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必将增大中国人民对整个日本民族的不信任感,拉大两国间的历史认识距离,加深感情上的鸿沟,增加相互理解的障碍,使已经出现了问题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针对这种情势,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共同历史研究,促使两国人民适当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从而消除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2002年,中、韩、日三国联合编写《东亚近现代史》,可以看作是解决日本教科书问题的一种积极尝试。中方编著之一荣维木指出,通过这种对历史的共同描述,不仅可以纠正被右翼歪曲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描述已成为三国人民进一步沟通的一个渠道。该书的出版在三国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韩国,该书一版再版,订数与日俱增;在日本,发行量取得了令人吃惊的结果;而在中国,发行后不久便跃升为图书发行的第一位。这足以说明通过共同历史研究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是充分认识教科书问题的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