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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方法化 　　由王升远的博士论文修改成的新书《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遵升远嘱咐，也按惯例，我作为论文的指导教师，当向读者做一些必要的介绍和交代。 　　我与升远相识于2005年。那时我正在日本任教，到假期方可回国。一次，在即将离京回日的前两天，我接到一通来自上海的电话，对方自称是上海交通大学日语系的硕士生王升远，表示想跟我读书，并打算为此到京与我面谈。电话交流中，我感受到了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身上旺盛的求知欲和蓬勃的进取心。在北京见面聊天时，我觉得他在表达上的成熟程度，真不像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而且与一般日语专业学生较为封闭的状态明显不同，他对日语、日本文学乃至比较文学的学术状况也相当了解，对学术信息的捕捉也十分敏感，对不少社会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显然是块做学术的好料。道别时我将自己的著述赠他一套，并勉励他朝着学者的方向发展。三年后的2008年9月，升远考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进入我的门下攻读中日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 　　对于博士生的选题，我多年来的做法是先看看研究生自己选什么题，因为这能反映出他此前的基础、兴趣和想法，如果觉得不太理想，也不急于否定。而是在课上课下加以引导或指导。升远入学前后多次跟我表示，他想要完成东北师大的恩师徐冰教授多年前交给他的“任务”，即研究中国的日语教育史，想在这方面做博士论文，说自己对这个课题已经做了较长时间的准备，如果在此基础上写下去，想必较为顺手。我也觉得这个选题有价值，但又觉得博士生论文的选题应该是以“论”为之，“史”只可做“论”的依托，而且我们的专业是中日比较文学，要凸显中国背景，还需要有“文学”在，日语教育史方面的选题较难体现这一点。对此我和升远也多次交流过，升远也以为然。我们也曾探讨在日语教育史相关的领域转换一下选题，例如研究“汉奸文学”“附逆文学”也很有意思，但又意识到这个问题会受多方面因素牵制，恐怕难以不受干扰地展开研究。在这期间，升远一面听中文系的相关课程，一边在北京各大图书馆收集日语教育史方面的资料，并陆续在CSSCI原刊上发表了三篇相关论文。那时，我正在为上届博士生设计“日本文学中的中国都市”系列研究的选题，发现关于“日本文学与上海”方面的成果甚多，奇怪的是北京之于日本人及日本文学是极其重要的存在，而“日本文学与北京”的研究却一直还是空白。有一天我和升远相约一起去逛书店，途中在车上谈及这个问题，我问升远对这个选题是否有兴趣，讵料与升远一拍即合，足见他对选题的理解是很敏锐的。那时升远已经到了博二，猛然转到这个题目上，时间上看已经不早了，但我相信凭升远的能力和努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正如我所期望的，就在此后的三年中，升远全力以赴，又有板有眼地推进着研究，一篇篇发表单篇论文。到答辩时，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已经有了十几篇。对于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博士生而言，这是少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升远的博士论文从都市空间视角切入，处理的是以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为中心的近代日本文化人“北京体验”的问题，这是文学的选题，当然也是历史学的论题。在绪论中，作者便开宗明义地言明其历史认识和学术志向： 　　作为研究者，不想被作为论题的“北京”所压倒，而只是希图将其作为一种表述媒介，以日本作家的“北京体验”为时代标本或曰横断面，揭示近代以降中日日渐交恶、最终激烈交手的时期，日本知识界复杂、交错、纠缠的中国认识及战争认识。而对“内在复杂性”的追问、对其中多元交杂的混沌状态之呈现，毋宁说，其用意正在于对抗中日两国一般日本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论述中“一言以蔽之”的“通约暴力”所带来的遮蔽、斩经断络与绝对化倾向，及其背后急于为历史建立清晰“秩序”的进化论逻辑。 　　如此看来，升远似乎不满足于构筑起一面有关日本文学之北京书写的“知识之墙”，在他那里，北京不仅被对象化了，更被方法化了。作者旨在以“北京”为观察装置，透视、还原近现代日本历史、中日关系史本有的复杂、暧昧、纠葛与多面，以对抗线性文学史论述导致的文学研究之贫困。在我看来，中国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在不少研究者笔下，文学作品沦为政治意识形态、国民性等空洞理论的奴隶，文学史沦为政治史、社会史的注脚，不少研究所呈现出的不是历史之“本然”，而是结论先行的“使然”或“想当然”。几个政治领袖、知识精英的中国观、战争观是否就能代表一个时代的主流，以某一种或几种概念工具是否便能把握战争时期中日关系史的脉动，我对此是颇有疑问的。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毋宁说正是在精英思想、经典思想的对立面建立起在各历史时期具有强大支配功能的一般民众思想史之论述体系―――后者，才是历史长河的干流。在绪论中，升远又指出： 　　我愿将“作品―作家―流派―文学史”的关系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