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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摘要：证明标准是各门诉讼法一致的研究重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其要求的是达到唯一性和排他性，是一种质与量的充要标准，走的是一种客观真实的路径，有着很强的苏联刑事诉讼法理论遗风和德国古典观念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意味，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标准过高以致难以达及，因此近年来颇受诉讼法学专家和司法实务操作着的诟病。本文对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问题加以比较研究，并最终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改良提出建议。 　　关键词：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 客观真实 层次性标准 　　 　　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及两种学说 　　 (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界定与发展史 　　 在我国学理上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即控诉人为证明待证事实而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 　　 在证据制度的发展史上，不同的证据制度对于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要求也是各不相同的。在奴隶社会的“神示证据”制度下，以占卜、水审、火审等愚昧、野蛮的方法来证明案件事实，神的启示成为了诉讼证明的基本要求。在封建制度的“法定证据”制度下，法律预先对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做出形式主义的规定，只要证据达到法律规定的形式就能满足证明的要求，而事实真相在所不问。在“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下，认定案件事的要求是法官的“内心确信”，只要法官对证据形成了内心确信，便达到了证明要求。用这种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所达到的程度只能是“高度的盖然性”。 　　 (二)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 　　 关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有很多种表述。主要的有三种观点:客观真实说、法律真实说和实体真实与程序真实的“双重证明标准体系”。其中以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之间的争论最为激烈。 　　 l.客观真实说。从证明程度上来说，客观真实是一种绝对的真实，意味着案件事实得到确定的证实。主张客观真实说的学者是以马克思主义可知论为基础，立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一般属性上，强调真理性认识的绝对性一面。 　　 2.法律真实说。法律真实说强调法律规范在诉讼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法律真实指基于诉讼程序中被证据证实的并据以定案的事实，是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符合法律所规定或认可的真实，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是在具体案件中达到法律标准的真实。 　　 以客观真实为原则,认为可以在证明过程中完全查明案件的事实,必然要求在各种诉讼证明中都必须达到与客观事实完全吻合,既无区分证明标准的必要,也没有区分的可能,自然形成一元化的证明标准。而以法律真实为原则,认为证明只能接近客观真实,必然会在到达客观真实以前找到一个参照点作为证明标准,这一参照点又因具体案件的需要而异,进而形成多元化的证明标准。 　　 二、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特色分析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由此学术界一致归纳：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是客观真实论的典型体现。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它是一种完全排除盖然性的绝对确定的客观标准。我国的证据法制度以可知论为理论基础,认为司法机关是完全能认识案件的事实真相的,“从根本上看,任何案件事实,通过正确地收集、分析证据,是可以查清的”。应当查明的案件事实,是“案件本身的事实,也即事实的真情,事物的真相”。这种证明标准在认识论上没有意识到认识的相对性和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次，它忽视甚至否认证明标准的主观性。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不是从司法人员的主观思维状态――自由心证的角度提出要求和设立标准,而是强调证据的客观性、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方面,从而否认司法人员对证据判断和事实认定的自由心证原则。因此,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这种仅注重客观而忽视主观的态度,是违反认识规律的。更进一步在实践中考察，它缺乏可操作性。“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要求将“客观事实”作为衡量裁判者认定事实是否正确的标准或参照物,但客观事实是已经发生的事件,而对这种“客观事实”的认识不仅会糅合认识主体的主观思维,其本身也正是认识主体通过证据所要竭力查明的,将这种尚待查明的“客观事实”又作为认定事实的标准,仿佛陷入了一种解释学循环的逻辑错误，是缺乏可操作性的。因此,我国立法所规定的证明标准在实践中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