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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刘邦决策艺术 　　【摘 要】刘邦，出生庶民，却凭借其杰出的领导才能成为反秦义军的领袖，最终在与项羽逐鹿中原的楚汉战争中获得胜利，统一了天下。刘邦之所以胜，项羽之所以败虽有天时、地利的因素，但领导能力的不同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而领导能力中决策艺术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刘邦的胜利与其杰非凡决策力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刘邦；领导；决策艺术 　　毛泽东在比较刘邦与项羽两位历史人物时，曾有如下评价“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刘邦与项羽相比，无论出生背景、领兵打仗的能力还是所拥有的资源都有很大的差距，但最终能够以弱胜强、反败为胜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主要的原因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在于决策艺术和用人艺术两个方面，本文将重点剖析和概括刘邦的决策艺术，以期从历史人物的成功经验中汲取领导艺术的智慧，达到故为今用之目的。 　　刘邦的决策艺术： 　　1、高瞻远瞩，关注大局 　　领导者与管理者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领导者关注长期视角而管理者关注短期视角，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在组织活动中必须头脑清醒，关注全局和长期价值而非眼前得失，才能帮助组织及成员认清所处的环境和形势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最终引导组织走向成功。 　　刘邦的大局观首先表现在他对个人方向的选择上。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对刘邦有如下评价：“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说刘邦胸怀大志，不愿向普通百姓那样从事农业生产作业。司马迁还记述了另一件事：在送徭役去咸阳的路上，刘邦碰到秦始皇大队人马出巡，远远看去，秦始皇坐在装饰精美华丽的车上威风八面，他脱口而出“大丈夫就应该像这样啊！”由此可见刘邦确实为一个志向远大的人。为实现其志向，刘邦做出了一个令其父极为不满和忧虑的决定――不事生产，以致后人认为刘邦是游手好闲的高阳酒徒。刘邦虽不事生产，但绝非游手好闲，而是花大量时间与人结交和建立个人声誉，足见其深谋远虑。 　　刘邦的大局观还表现在退出咸阳决策上。元前207年12月，刘邦率大军到达灞上，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只得献城投降，将传国玉玺亲手交给了刘邦。此时的刘邦开始忘乎所以，以关中王自居。同时又被咸阳城繁华的宫殿所倾倒，准备就此住下，安享富贵。但张良的一番劝解和分析使他清醒起来，张良劝道“秦王多行不义，所以您才能推翻暴秦而进入咸阳。既然您已经为天下人铲除了祸害，就应该布衣素食，以示节俭。现在刚入秦地，您就沉溺于享乐之中，这就是所谓助桀为虐了。“刘邦愉快地接受了张良卓有远见的规劝，下令封存秦朝宫宝、府库、财物，还军霸上整治军队，等待项羽等路起义军。在此期间，刘邦还采纳张良建议，召集诸县父老豪杰，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通告四方：“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安诸如故。凡吾所以来，非有所侵暴，勿恐。”另外，还派人与秦吏一起巡行各地，晓谕此意。此举博得了秦地百姓的一致拥戴，争先恐后用牛羊酒食慰劳军士。刘邦见状，又命令军士不许接受，传出话去：“军中粮食充足，不要劳民破费了。”秦地百姓听罢此言，越发高兴，惟恐刘邦不为秦地之王。刘邦虽有贪图享受的弱点，但最终仍然能够舍弃个人享受而以大局为重，做出了退还灞上、约法三章等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不仅使刘邦化解了成为众矢之的的危机，而且还赢得百姓的拥戴，为今后楚汉之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刘邦的远见还表现在他统一天下之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上。在治国理念上，刘邦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规避了秦朝“严刑峻罚”的做法，废除连坐法及夷三族等一系列严酷的刑罚，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即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达到宽柔相济的统治效果。刘邦命萧何参照秦朝法律作“汉律九章”：在战国时期李悝所制订的《法经》六篇（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基础上补充了户律（户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赋税征收）、兴律（主要规定征发徭役、城防守备等）和厩律（主要规定牛马畜牧和驿传等），完善了法律制度；用叔孙通整理朝纲，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和《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为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经验；在文化方面，刘邦遵习儒家，重用儒生，建立国家图书馆：天禄阁和石渠阁；在经济方面，刘邦采取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减轻税负、废除劳役、释放奴婢、倡导节俭，是经历长久战乱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刘邦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政策和措施不仅为大汉王朝的持续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体制制度和经济制度财富。 　　2、沉着冷静，决策果敢 　　威胁、挑战与机遇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和转换，机会中往往充满着潜在的威胁与挑战，而威胁与挑战中有存在着的大量的机遇，因此在面对复杂的环境和动荡的局势时，领导者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分析局势并做出理性的判断，并勇敢地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