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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刑事诉讼过程中精神病鉴定程序滥用及防范 　　根据我国《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在办理刑事案件中，认定当事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患有精神病，对决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大小起重要的作用。同时，因为批准逮捕的条件之一是有犯罪事实且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精神病人作为刑法规定的限制行为能力或者无行为能力人，是要从轻减轻处罚甚至不负刑事责任的，对于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对象适用逮捕强制措施也是违背人权保障要求和刑诉法相关规定的，因此，在羁押强制措施适用过程中，对可能患有精神病的在押犯罪嫌疑人及早进行精神病鉴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对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的精神状态确定比较复杂，情况也多种多样，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鉴定工作才能得出结论，而这段时间的长短与鉴定委托单位提供的材料、鉴定人员的能力水平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表现以及病情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而非办案机关所能控制，为满足精神病鉴定结论需要慎重作出的需要，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办案机关滥用精神病鉴定，以合法的形式掩盖不当甚至非法目的的情形，需要我们予以重视。 　　一、精神病鉴定程序滥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办案机关滥用精神病鉴定变相延长羁押办案期限的问题。根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一般刑事案件，对于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后，需要在三日内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四日，只有对多次、结伙以及流窜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才可以延长拘留期限至三十日。但司法实践中，因为种种原因，往往会有在法定期限内无法收集足以提请批准逮捕证据的情况发生。虽然根据相关规定，遇到上述情况，对于在法定期限内收集证据不足以提请批准逮捕的，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但侦查机关又不愿意冒着犯罪嫌疑人可能逃脱或者毁灭证据的风险释放在押犯罪嫌疑人，于是，侦查机关在会以启动精神病鉴定为依据，停止计算办案期限，而在鉴定期间内继续搜证补证，以达到变相延长办案期限的目的，甚至对于零口供的犯罪嫌疑人利用精神病鉴定的期间加大讯问力度，以期得到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 　　2.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极少数的侦查机关明知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由于某些关键证据无法获取，无法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故意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以进行精神病鉴定为由，延长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在鉴定程序完毕，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数月后，以“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或者“证据不足”为依据，释放犯罪嫌疑人，以达到“以程序代替刑罚”的客观目的和效果。 　　3.少部分在审查起诉、开庭审理阶段的案件，因为存在当事人上访、媒体介入等“敏感因素”，或者案件本身证据存疑，尚达不到刑诉法规定的定罪量刑的标准而又无法补充新的证据，或者案件事实虽然已经查明，但对于是否可以定罪尚存有争议。对于这些所谓“吃不准”、或者起诉、判决后可能引起舆情的案件，办案机关利用精神病鉴定程序 “疑罪从挂”，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长期羁押，案件久押不决。 　　二、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1.刑事诉讼法对于精神病鉴定启动程序的宽松规定给了办案机关极大的决定权 　　目前，对于精神病鉴定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的基本原则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五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以及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四十八条都对案件在本部门办理过程中的精神病鉴定不计入办案以及羁押期限作出了明确规定。但需要指出的是，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的条件以及依据，法律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只是对于鉴定目的有个原则性的表述，“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而“查明案情”本身就是刑事诉讼活动最基本的目的，也是定罪量刑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根据现有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办案机关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以“查明案情”为由启动精神病鉴定的程序，并停止计算羁押期限，这就给了办案机关可乘之机，可以随意启动精神病鉴定的程序，而规避羁押期限超过法律规定的风险。 　　2.精神病鉴定期限规定的冲突给了办案部门随意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理由 　　目前，我国关于精神病鉴定的规范性文件，一个是卫生部1998年1月颁布实施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管理办法》，其中第二十七条规定，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组应当从约定的鉴定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工作；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