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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资本化运用 　　本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涵义的认识及二者关系的辨析，指出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是嵌合在一起的。民族经济不可能游离于民族文化而独立，民族文化又必然要以民族经济为依托。民族发展不仅与民族经济相关联，而且也与民族文化、与人本身的完善和发展相关联。因此，民族发展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处于世界边缘位置的民族是无法再重复中心国家的发展道路的，他们所能作的只能是动员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资源，充分运用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多种资本形式来为自身的全面发展提供动力。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用的实践活动就是这样的努力行为，其意义深远。因为这样的实践不仅为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道路，而且还为民族文化的弘扬提供了制度化的保证，进而也为人类新的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民族文化 资本化 民族发展 　　作者马羽中炜，1963年生，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52号，邮编650091。 　　 　　在每个民族都进入了或正在被卷入经济支配社会的现代体系的今天，经济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冲突日益尖锐。人们在认同民族经济的发展是第一位的同时，面对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深感无所适从。似乎经济的发展给出的所谓在发展中保护和进一步发展民族文化的承诺显得那么虚幻和难以兑现。现代化的海市蜃楼般的动人景象使每个民族都不可能无动于衷，而对民族文化的依恋又使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常常首鼠两端，不知何为出路。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面临的困境就更加突出。人们在积极发展经济与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这样一个原本是可以整合的发展问题上，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掉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这样，深入认识“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的涵义，辨析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在具体的可操作的层面上，就会提出一个更具实践性的问题：如何把民族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手段或工具，并在经济发展中加以积极运用。 　　 　　一、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联 　　 　　人类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包容着民族、文化、经济等诸多内容。撇开各种宗派、各种视角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在各种不同的对文化的理解中，最根本的要义在于：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文化最基本的功用就是使人作为个体可以生存，作为类可以延续。戈德利耶曾指出：“与其他社会动物不同，人类不仅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们为了生存而创造社会。在人类的生存中，依赖自身和围绕他们的自然，他们发明了思想和行动的新的方式。由此，他们创造文化建造了历史……由此，人类对自然进行改造而拥有了历史。” 　　在人类的历史中，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样，经济分析从一开始就成为了民族文化研究中的最为根本的内容。在直接生长于自然血缘基础的氏族组织中，在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中，经济过程不仅表现为一个群体活动的过程，而且同非经济性的社会过程融合为一个总体性的社会过程。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各种文化要素是有机联系的，民族经济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不能游离于民族文化而独立存在的。戈德利耶就曾特别指出，像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范畴的出现，只是一种抽象，实际上它们都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我们确实要避免在理解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时，有意无意地将二者人为地分离而忘了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是“嵌合”在一起的。 　　英文的“经济”(economy)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nomos)，最初是指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生产与消费单位，如何通过家政管理使用自己的土地和奴隶来创造更多的财富。“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一个家庭如何在一定的资源限制下实现收益最大化”。随着家政管理扩大为国家管理，于是有了法国学者蒙克莱田在17世纪初所写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又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把经济学界定为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即一国如何在一定的资源限制下实现国民收入最大化。在这一层面上，中国人最初将经济学译为“富国策”也是合适的。 　　在中文中，“经济”的最初含义是“经世济民”。《晋书?殷浩传》有：“足下沈识淹长，思得道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唐代李太白诗《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有：“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这些诗文中的“经济”均是此义。现代汉语中“经济”一词也有多重的来源：一是日本人在翻译英文经济学一词时使用了汉字“经济”，中国人后来又把西文日译后的这个词“译”回了中国。而在本土的言说中，经济则有“节约”的含义。也可以理解为产量既定时成本最小的所谓“最大化”。 　　尽管经济分析揭示了人类价值最大化追求，但在此追求中，人是不能完全任意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