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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对罪行法定原则适用局限与补强 　　罪刑法定原则已经历数百年的历史，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法系甚至不同的国家，其名称和含义也不完全相同，存在有“法外无罪，法外无刑”、“犯罪与刑罚的法制原则”等等说法。现代刑法中的所谓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应处以何刑罚，都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实质是在着力强调罪与刑的明确化，是要求刑法对犯罪和刑罚的具体规定，包括犯罪构成要件、刑罚种类和量刑界定清楚、意思明白，实践中操作明确化，必要时可作扩张或限制性解释等。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由来及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思想起源于古罗马时期，但其在法律条文的最早体现是在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非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家法律的规定，不得加以拘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此后，随着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罪刑擅断及争取人权斗争的深入持久地开展，这一思想被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学者接受并予以发展，很多国家开始将其作为一项原则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下来，成为世界各国刑事审判奉行的基本原则之一。而在我国，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较早地接受了罪刑法定原则思想，并在其主持制定的《大清新刑律》中得以体现，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制度，该原则并未得到真正执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长期未制定刑法典。直到1979年第一部刑法出台，也未明确确定此原则，甚至规定了类推制度。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我国立法机关顺应国际刑事立法发展趋势，真正将罪刑法定原则贯穿于刑法始终。 　　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立法不得任意，必须是先喻后行；二是司法不得任意，必须明文规定依法办事；三是刑法应当是成文法，排斥习惯法；禁止类推适用，包括禁止司法类推和类推解释；禁止立法有溯及力。从明确性原则角度看，罪、刑都应明确规定，立法、执法都应做到罪、刑法定，做到明确化，包括什么是犯罪、犯罪的构成要件、罪状的表述、刑罚的种类、量刑的原则等等。 　　二、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局限性 　　刑法是典型的成文法，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加以归纳、条文化，罪刑规定明确，这一点是不容质疑，明确性原则意在犯罪和刑罚的确定性和安定性，不允许有弹性，严格限制司法人员的裁量权。我们在充分肯定罪刑法定中的明确性原则重要作用及意义的同时，也从司法实践中真切地感受到其局限与缺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以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替代刑法的价值，将“有利于被告”作为解决刑法解释争议的最高标准。司法实践中，对于许多有疑难争议的刑法规范理解问题，很多人基于所谓“人权保障”的观念，主张当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时，应选择有利于被告的解释。比如，“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行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三条中被认为是贪污罪。但修订后的刑法没有作这样的规定，并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一个量刑情节加以规定。那么，修订刑法典施行后，是否所有挪用公款后不退还公款的行为都只能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而不能认定为贪污罪？实际上，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中作为挪用公款罪法定最高刑依据的“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只能是指因客观原因无法退还的情形，如果行为人有能力归还却不退还，则在主观故意内容上发生了转化、对被挪用的未退还部分的公款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符合贪污罪的构成，对行为人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司法实践中应当避免机械地、庸俗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则。 　　（二）随着科学发展而出现的高尖端科技犯罪行为，超出刑法规定不能依法定罪量刑，其原因是科技发展新颖性的影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加强了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高新技术、新颖成果不断涌现，积极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撑。与此同时，科技大发展带来的不断变化，导致各个领域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从而使新类型犯罪案件层出不穷，但是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和刑法的相对稳定性，造成新型案件难以依法处罚。 　　三、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不足的补救 　　为在司法实践有效地打击各种复杂多变的刑事犯罪，必须采取必要的方式予以补充、补救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以维护刑法本质的尊严。 　　（一）颁布刑法修正案；制定的单行刑事法律和立法解释；制定司法解释，其中制定司法解释尤为重要。 　　刑事法事关公民的生杀予夺，解释权的无限扩张对公民个人权利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此有必要从总体上为刑法的司法解释权确定一个限度。当然，什么是合理限度，尚无定论，在理论上存在严格解释论与自由解释论之争。应该说，两种理论都有一定道理，但过于极端的都是不可取的。绝对的严格解释实际上取消了刑法解释的必要性；完全脱离了刑法文本的绝对自由解释则混淆了司法与立法的界限，否定了作为解释客体的法律文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