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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孔子人格完善之路 　　 作为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巨人，孔子，他的智慧是无法估量的。他的“仁”与“智”思想都植根于人的本性，“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1]。这样，内外才能合二为一，成为随时可施行的准则，这种观点至今依然影响深远。 　　 我们知道，儒学是孔子对春秋时期文化精神反思后建立起来的以西周初年形成的礼乐文化为基础的“仁”学思想体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先秦的哲人们普遍都有重建社会秩序、重建人文信仰的自觉，并以此为出发点确立他们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对个体自我完善的道路探寻的开始，也就标志着人的觉醒的开始，而孔子的追求可能更早更完整些。《论语?为政第二》中孔子自述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u矩。”这由年岁来描述个体成熟的不同阶段及状态的千古名言，常被用来解释孔子个体人格完善追求的最好佐证，而“从心所欲，不?u矩”更成为个体的人与外在的社会完美统一的体现，令后世文人追随不已。 　　 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这一追求的完善时，不应忽视这一过程的形成实际上也是孔子“仁”学思想体系在人的问题上思考的结果，有其自身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一.人的独立地位的确立，是个体自我完善的基础 　　 　　 对孔子的“仁”的理解，林语堂在《孔子的智慧?导言》中说，“孔子的哲学精义，我觉得是在他认定‘人的标准是人’这一点上。”[2]《说文解字》解释说“仁”时说：“仁，亲也，从人二。”古文字学家段玉裁注曰：“独则耦，耦则相亲，故字从人二。”可见，“仁”字的本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而孔子将“仁”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其指向仍然是人事。孔子说“仁者，人也”，明确地表明仁学的建构肇始于对人本身的认识和对人的本质价值属性的反省。[3]这种对人的自觉与关注正是孔子发现人与神与动物之区别而产生的理性认识，更难得的是这一理性的认识是建立在人的天然感情基础之上的。《论语》中对仁的记载，重要的有以下几条： 　　 （1）、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雍也》） 　　 （2）、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3）、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在这些条文中，“克己复礼”的行动纲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一切行动以“礼”为准绳，它更多要诉诸人自身的修养。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这个“爱”字里，包涵着丰富的内容。 　　 首先，这种爱与动物的本能之爱不同。《乡党》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爱人胜于爱物。“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可见孔子对人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明确地区分出人与禽兽的差别，对两者的感情也是不平等的。孝与敬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笃信善学，守死善道”，这里的“道”也是指“人道”[4]，他时刻提醒每一个知识分子，要有以道自任的精神，要超越个体的利害得失，“仁者爱人”，把这种精神推广至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上。他还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人明显高出禽兽许多，其根本就在于人关注天然感情的精神层面，而非单纯的物质层面。 　　 其次，这种“爱”又是可以主观努力取得或接近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虽然孔子也对生死富贵等事发出无可奈何之叹，“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但又认为人在听天命之前，一定要尽人事。他自信地说，“天生德于予，桓?s其如予何？”（《述而》）“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将人的现实使命与天意相连，这既是对天命的清醒认识，也是积极人生观的体现。它表明人立于天地之间，自是有其作用的，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欲仁，斯仁到矣”（《述而》），突出人的主体能力。同时，这种“爱”又是以家族和宗族为中心，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辐射开来的有差等的爱。它植根于现实人生，是对人的行为具体化的规范。作为“弟子”应当“入则孝，出则悌”。至于圣人，那就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达到的道德高度了，平常的人能做到仁者已经很难得了。 　　 所以说，“仁”是孔子仁学体系个体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同时，它又是道德修养自我完善的最终结果。为此，孔子提倡“学而知之”。他自己便是十五而“志于学”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