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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警舆情成因探析 　　摘 要：目前，涉警舆情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搞清楚涉警舆情的来龙去脉，才能使得涉警舆情呈现出正能量。从成因入手，对涉警舆情形成的各个要素进行客观分析。涉警舆情的成因也可分为社会、主体和客体三个方面：社会成因主要包括群众的利益诉求、社会矛盾的冲突、法制建设的缺失；主体方面的成因则为民众自身素质、个体极端事件诱发和敌对势力煽动；客体方面的成因主要是警察伦理建设的缺失。 　　关键词：涉警舆情 ；成因 ；警察伦理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3-0089-06 　　涉警舆情指民众对人民警察机关的工作与形象的意见和态度的表达，是民众对于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社会政治态度。近年来，几起涉警舆情事件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山西警察脚踩讨薪女长发”和“南都记者采访警察聚餐”，不但引起公众的长时间关注，而且引发了所谓的“警媒对立”。同样作为舆情客体，为什么在全国七百余万公务员群体中，公众独独对警察特别关注？为什么涉警舆情流传范围大、负面影响难以消除？比如黑龙江讷河监狱的“桃色风云”、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冤案”等，都成为涉警舆情的集中点。当然，笔者无意在此为作为涉警舆情客体的公安机关和警察辩解，追根寻源，要想弄清楚涉警舆情的频发原因，就必须从涉警舆情的成因入手。 　　一、社会管理存在制度性缺失是涉警舆情的成因 　　我们以现实中的社会矛盾为切入点，从经济和社会管理以及法治的视角进行剖析。 　　（一）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日益高涨 　　1.改革触动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 　　社会转型时期是利益格局深刻变动时期。在利益格局的变动中，有的人向社会上层流动，有些人则向更下的社会阶层沉落下去。[1]以城市为例，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市民群体不断分化、组合，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与改革开放前形成鲜明的对比。改革开放打碎了 “铁饭碗”，有的阶层成为既得利益者，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由于我们社会管理存在制度性的缺失，基尼系数越来越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利益受损的群众越来越多。这些群体有明确的意识与利益诉求，当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时，必然会对党和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尤其以城乡结合部的失地农民更为典型。同时，区域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使差别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2] 　　2.受损群众利益诉求呼声大，但解决渠道不通畅 　　由于体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的存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众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利益诉求没有通畅的渠道来表达：向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去反映问题，需要有人际关系来促成；向地方党政领导直接反映问题，普通百姓几乎不可能；向法院提起诉讼，需要诉讼费用，成本太高，更何况法律对这些社会问题不可能宏观地去干预；采用违法犯罪的手段去实现利益诉求，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代价更大；通过信访渠道，常常无人过问，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舆情表达成为便捷的渠道。 　　3.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利益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积累了大量难以解决的矛盾，尤其是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使得原本就已经比较突出的利益冲突长久得不到有效解决，[3]并且越积越多，越积越深。从政府的职能作用发挥来看，由于不良的政绩观的存在，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造成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主要表现为社会的二次分配缺少有效的制度设计，拉大贫富差距，弱势群体即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得不到维护。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中却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特别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不顾社会影响，不择手段维护其既得利益，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更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舆情沸沸扬扬，公安机关处在第一线，必然首当其冲。 　　（二）社会矛盾解决不当，促使涉警舆情频发 　　1.解决社会矛盾方式简单是涉警舆情产生的内因 　　社会心理冲突往往是涉警舆情事件产生的心理原因，由于我们社会缺少民主协商，解决社会矛盾方式过于简单，不但没有解决原来的矛盾，反而增添新的矛盾。比如，千百年来形成的“人治”思维反映在民众同官员的矛盾上，一些老百姓认为，只有把事情闹大，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于是许多人就产生了“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社会心理。又比如，崇尚暴力的传统心理通常是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心理基础，一些地方政府过度使用警力，引起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个体和社会的各种心理惯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的认知偏差，产生偏见，引发心理焦虑。[4]此时，只要有外在的刺激，也即舆情角度的中介性刺激事项发生，就会引起人们的社会心理失衡。而各种舆情，包括涉警舆情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