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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翻译活动赞助体系及特征分析 　　[摘要]本文以勒菲弗尔的翻译文学赞助及改写理论为研究框架，探究赞助对英国翻译家，汉学家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赞助者如何参与，改变理雅各的翻译行为。文章首先阐明勒菲弗尔的赞助理论，然后梳理理雅各的翻译活动轨迹，分析不同历史时期赞助者角色的变迁，以及对理雅各翻译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理雅各的翻译活动中的赞助系统呈现出三个特征：第一、赞助体系类型多样，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第二、学术赞助人的作用显著。第三、赞助者与受助人之间是双向受益的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制约或控制关系。 　　[关键词]赞助体系；理雅各；学术赞助人；隐名赞助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8）03-0154-04 　　一、绪言 　　赞助人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广泛讨论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但翻译研究领域对赞助人的关注却为时不长。正如王宏志所言，“在整个翻译过程里，一些极具影响的因素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其中一个十分重要却往往被忽视的课题就是‘赞助人’的问题。”法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以多个西方翻译实例，说明赞助是影响翻译过程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并指出，“操控文学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文学系统本身的一些‘专业人士’，另一个因素则是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人’。所谓的赞助人，指的是某些“可能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撰写甚至重写的力量或权利”这些权力可以体现为个人（如国家首脑）；政治或宗教机构，社会各阶层，出版商或媒体”。根据勒菲弗尔的观点，赞助人掌控三大?Y源要素：一是意识形态，决定形式和主题的选择和发展；二是满足作者和改写者谋生需要的经济成分，例如为译者提供翻译酬金，出版费，印刷费，稿费等；三是社会地位资源，例如为译者提供一个专业的文化或社会关系网，使之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如果上述的三种要素是统一的或是集中于一个赞助人，如古代的王公贵族或国家领袖等，则被称为一体化赞助（undifferentiated patronage）；如果三种要素分别处于不同的单位或机构，如出版机构，学术机构等，则构成多元化赞助（differentiated patronage）。本文以上述理论为研究框架，探究影响英国翻译家，汉学家理雅各翻译活动的赞助者。文章将首先梳理理雅各布的翻译活动轨迹，然后从经济赞助人，学术赞助人，出版商三个方面分析理雅各布不同时期的赞助角色及其作用，最后说明其赞助体系所呈现出的特征。 　　二、理雅各翻译活动轨迹 　　理雅各是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于1815年出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郡的杭特利城。1831年考人阿伯丁英王学院。并成功申报了希伯利神学院。在接受了两年的神学训练后，向伦敦传道会申请前往中国传教并获得批准。1839年，理雅各从英国乘船出发，历时一年，于1840年抵达南洋马六甲，担任当地英华学院的校长。1843年，英华书院搬到香港，仍由理雅各担任校长。自此，理雅各便开始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根据吉瑞德的资料，理雅各的翻译和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香港时期和英国时期。在香港英华学院工作期间，理雅各翻译并完成了《中国经典》的首次出版工作。回到英国后，理雅各继续翻译其他典籍，同时不断修订《中国经典》，并于1893年在英国再次出版。1875年，理雅各受牛津大学缪勒之约，参与其编纂的《东方圣典》丛书工作。纵观理雅各长达半个世纪的翻译活动，我们发现，由于社会文化环境和译者身份的变化，理雅各漫长的翻译生涯中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赞助人，构成了一个赞助体系（patronage system），下图是我们对他的赞助体系的归纳。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分别从赞助机构，学术赞助人，经济赞助人，出版商四个方面阐述理雅各赞助体系的作用和特征。 　　三、理雅各翻译活动赞助体系的影响和作用 　　（一）赞助机构的监管 　　理雅各前期的翻译活动主要是在其工作的宗教机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支持之下展开的。伦敦会全名伦敦传道会，建立于1795年。总部位于英国伦敦。伦敦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向异教徒和其它未开化的民族传播基督教福音”。伦敦会真正派遣传教士去中国是1804年。通过牧师莫斯理（William Moseley）撰写的一本小册子《翻译印刷中文圣经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研究》（A Memoir on the Importance and Prac-ticability of Translating and Printing the Holy Scriptur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s，1800）的介绍，伦敦会发现翻译中文圣经是有利于基督教传播的。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伦敦会希望派遣到中国的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