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苏州样广东匠引发思考.docVIP

由苏州样广东匠引发思考 　　【内容摘要】“苏州样、广东匠”作为明清手工艺的地域发展代表，与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及中西文化交流有密切关系。二者分别代表了传统与新兴手工艺的发展，却同为民间手工艺、与宫廷手工艺有着明显区别，对明清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 　　【关 键 词】苏州样；广东匠；明清手工艺。 　　【作者简介】朱晓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经济史专业201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 　　方向：明清经济社会史。 　　明清处于前后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发展传承阶段。明清手工艺以“苏州样、广东匠”为代表的地域特色较为引人注目，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一、明清“苏州样、广东匠”的形成 　　据明清史料记载，苏州“琢玉雕金、镂木刻竹与夫髹漆装潢、像生针绣，咸类聚而列肆焉。其曰鬼工者，以显微镜烛之，方施刀错。其曰水盘者，以砂水涤滤???泯其痕纹。凡金银、琉璃、绮绣之属，无不极其精巧”，而广东“匠役，亦以巧驰名”[1]，两地手工艺技艺精湛、所制器物奇巧为明清社会所公认，形成“苏州样”“广东匠”的说法。 　　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苏州样、广东匠”形成的重要原因。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经济处于领先优势，经济发展繁荣，促使商品流通、市场网络不断扩大完善，带动相关手工业、手工艺行业的发展。张瀚在《松窗梦语·百工纪》中的一段话就是最好的例证：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伙，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西北多有之，然皆衣食于疆土，而奔走于四方者亦鲜矣。 　　“百工”一词在西周已出现，春秋战国以后通称各种手工业者。由材料可知，江南一带手工艺从业人数最多，广东地区则稍显落后于苏地。另外，从社会风气的转变也可看出苏州、广东手工艺的发展。以苏州手工艺的影响来说，吴地追求奢侈富贵，“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2]。从侧面反映出吴地手工艺技术的高超，各地纷纷效仿，“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3]，带动整个社会风俗的演变。手工艺繁荣，器物制作精美，人们往往会蜂拥争之，一柄折扇价值三四金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苏州沿袭历朝历代手工艺精粹，自经济重心南移始一直占据手工业工艺的主导地位，而广州虽为对外交流的重要城市，西方技艺大多由此往北传，但对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对新手工艺、新奇事物的接受程度远远不及传统手工艺的普及程度。这是广东手工艺不及苏州的原因之一。 　　在明代至清初很长时间内，“广东匠”发展不及“苏州样”，苏州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不仅从业人数众多，且手艺精湛，主要体现在织绣、制玉等方面。以织绣为例，唐宋以来，苏州、杭州等地就成为全国丝织中心，其技术十分高超。明代除分设内外织染局，在“苏、杭等府亦各有织染局，岁造有定数”[4]。一直到清代中期，苏州织绣工艺一直引领全国织绣手工艺的发展。如乾隆二十二年五月，湖广总督开泰上奏说： 　　楚中风土非不宜蚕，祗缘工匠习业平常，狃于其旧。若令江浙工匠教以染造，自可驯致改观，并可仿织绸纱。臣与抚臣并在省司道公同捐办，已向江南雇募工匠来楚，复选觅荆州工匠到省，设立机局，使之试织。其仿织之宫绸府纱颇肖江南，商店闻而购买，得价尚易……[5] 　　一方面，由“工匠习业平常，狃于其旧”一语可知，楚省丝织因本省工匠手艺普通且多安于现状而发展缓慢；而以江浙工匠“教以染造”，说明江浙地区工匠手艺高超。另一方面，手工艺要想取得发展，必须打破常规，敢于创新，其技艺才能得到提升。江浙手工艺一直领先的重要原因，在于该地能够推陈出新，将传统技艺归纳总结并使之提升。在玉器工艺方面，清廷认为苏州玉工技术“精练”，乾隆皇帝对其更是大加赞赏：“相质制器施琢刻，专诸巷益出妙手”，专诸巷即代表苏州。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深入，广东城市作用愈显突出，“广东匠”开始超越“苏州样”，且影响了整个明清手工艺。特别是18世纪，广州成为我国与西方各国交流的唯一港口之后，西方各种新奇物品大量涌入广州，许多精美工艺品及新技术伴随传教士而来，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手工艺，对手工艺技术及其风格都产生巨大影响，导致“广东匠”的迅速发展。 　　广东工匠以中西风格融合为基础，借鉴西方手工艺技术，丰富中国传统手工艺内容，并且逐步渗透、影响清代宫廷、苏州等地的手工艺而占据一席之地。清宫各式日常生活家具一部分就是由广东工匠设计制作，其家具“骨架厚重坚实，雕饰工细。多用较浅的隐起刻法，转折柔和，有的附加镂空圆润的花牙子，图案往往带有欧洲风格，镶嵌画珐琅、錾胎珐琅、染牙等装饰”[6]，具有大气豪放之风，与苏式家具更重质感、精致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