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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东北八旗汉军官员对地方社会影响 　　摘要：清代八旗汉军是东北满汉交战与融合的产物，汉军官员在清廷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战功卓著，是官僚体制中的重要社会力量，对地方社会的重构影响巨大。随着地方社会的稳定，汉军官员的地方职责逐渐衰退，在国家体制中的影响愈发微弱。 　　关键词：八旗汉军；官员；地方社会；清代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8―0109―02 　　 　　清初，八旗汉军官员较早纳入国家体制之中，是官僚体制中特殊的群体，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旗人，同时又是汉人。双重身份的定位促进汉军官员成为清廷统治中原重要的依靠力量，具有缓和民族矛盾的作用，汉军官员了解中原地区的生活、生产方式，能够实行切合实际的政令，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具有积极作用。汉军官员在地方为官，对地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清入关前后的八旗汉军和汉军官员 　　皇太极在位期间，建立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解决了大量内附的蒙古人和汉人的组织形式问题。以“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为号召，将部分汉民从庄园拨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天聪五年初，皇太极即命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天聪八年五月，改旧汉兵为汉军[1]，天聪八年五月庚寅。崇德七年，清军取得松锦大捷，俘获明朝降兵十余万。当年七月壬申，皇太极“命编汉军为八旗”[1] ，正式组建八旗汉军。关于八旗汉军的地位，清初之人曾言：“爰立八旗，曰：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徒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2]至此，汉军与满洲、蒙古成为同属于八旗的三大集团。 　　崇德七年组建八旗汉军时，任命祖泽润、刘之源等八人为八旗固山额真，祖可法、孟乔芳等十六人为梅勒章京，同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奏请“所部随汉军旗下行走”，八旗汉军官僚集团初具规模。 　　入关之前，汉军官员以满洲官员为主，具有主仆关系。崇德八年八月，镶红旗汉军章京范文程家人康六获银一千两，为镶红旗旗主罗洛宏包衣牛录章京都伦所夺。“康六于梅勒章京孟乔芳处控告三次，乔芳庇其本贝勒，匿不举发。”[1] 孟乔芳为镶红旗汉军梅勒章京，其旗主仍为镶红旗贝勒罗洛宏。汉军官员的地位低于满洲官员，受到后者的管辖和节制。天聪九年，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妻前夫所生女，寄养别旗之外母家。该旗贝勒欲令其女入府。石廷柱即携女还家，不与。结果，以“石廷柱别属一旗，乃牵连上下，语言夸大。因革石廷柱大章京职，罚银百两”[3]。由此可证寄养于别旗之人，即为该旗贝勒之属人，由该旗贝勒安排，即使父母亦莫如之何。 　　清入关之时，汉军出身的官员逐渐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汉军世家是满洲入主中原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文臣范文程上疏摄政王进兵山海关，“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T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4]总兵祖大寿曾力劝其外甥吴三桂降清。清军既克明都，百事草创，汉军出力较大，“用文程议，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招集诸曹胥吏，征求册籍。”减免赋税，为清廷能够在北京站稳脚跟打下良好的基础。 　　清初八旗汉军官员除参与军国决策要务外，还担负着重大的军事职能。在战场上，八旗汉军成为满洲贵族定鼎中原的主要武装力量，顺治元年十二月，平定山陕以东中原地带而立功受赏的八旗官员有四百六十人，其中大多数为汉军官员。汉军官员冲锋陷阵，横扫境内的反清力量，战功卓著。汉军官员节制绿营是其军事职能的重要表现，汉军军官可以直接统领绿营，或收编之故明军队的军官加入汉军旗继续统领原部。 　　清初汉军官员在政治上施展抱负是清廷笼络汉民族的积极举措。二十年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这些反抗者使得清朝统治者从中认识到，在领土广阔、且以汉民族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里，要想稳定自己的统治，不取得汉族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二、清初东北汉军官员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清初东北汉军官员整顿地方吏治，恢复社会秩序，对地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清代首位河南巡抚罗绣锦在清除战时临时委任在属各官，如蓄谋叵测之李尤龙，违旨查盘之王梦桂等后，开始纠察庸玩有司，以惩吏治事。武陟知县周应选“才疏四应，遇事张皇，且于量地之荒熟不明，致民屡吁”。新乡县丞乔如岳，“抚字乖方，且刑多锲急”。内河县县丞黄正远，“委之取税市行，辄多科索，虽所敛未得入私囊，已见奉行之不善”。所参各员被分别改用、降调、革职处置。此外，对于委属官员，罗绣锦还严立考成，分别贤与不肖，行各道府按月核报[5]。汉军官员整肃地方吏治，政治秩序恢复。顺治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