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三农难题新思路从向外突围到内外兼治.docVIP

破解三农难题新思路从向外突围到内外兼治 　　内容提要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工农城乡之间是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关系。在过去50多年中，我国为了破解“三农”难题，曾经采取过两种极端思路，一是把农民拒之城市大门之外，二是在“三农”之外寻找出路，让农民向城市突围。实践证明，这两种思路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与局限性。为了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内外兼治，既发挥工业与城市对“三农”的外部拉动作用，同时又练好“三农”内功，增强其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关键词　工业化与城市化；三农问题；城乡统筹；内外兼治；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1－0092－06 　　 　　在我国这样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的发展中国家，“三农”问题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三农”问题却日见突出。为了破解这个跨世纪的难题，理论界与实际工作部门提出了许多思路与政策，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2006年以来，以粮油肉为代表的农产品大幅涨价，引起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由此也就迫使我们要对以往的思路与政策进行反思、梳理和完善，以便更好地理解、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一、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中“三农”地位与作用再辩析 　　 　　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及建立在此之上的人口流动模型，对于正确认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演变，特别是其中“三农”的地位与作用，无疑是有很重要的价值。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都是二元经济结构，即发达的工业与城市和落后的农业与农村并存。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显然不是一种合理状态。那么，如何打破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元经济结构呢?其途径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及伴随其中的农村人口向工业与城市的流动。在刘易斯的理论与模型中，认为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必须把他们转移到工业与城市中去创造财富。而在这个流动过程中，工业与城市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三农”则处于被动、依附与从属地位。也就是说，工业化中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的多少，决定了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模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快慢，农村人口只能被动地等侍转移与吸收，他们无法主动发挥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影响与作用。 　　其后的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人，则发现和指出了刘易斯理论中的片面性与不足。他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三农”并不是单向地依附于工业与城市，而是存在着一种双向的互相依赖与互相制约作用。“三农”对工业与城市的制约作用在于，它为流入工业与城市的人口提供任何人都无法缺少的粮食等生活资料，从而决定农村人口流入工业与城市的规模与数量，决定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快慢。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所决定的农业剩余产品的多少，以及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更是不仅决定了它对工业与城市人口的支撑力度，而且直接决定了农业人口只能向外转移的数量。否则，如果农村人口转移过多过快，就会造成工业与城市人口缺少生活资料供应的困境。 　　再其后，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则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在承认城市中也存在失业的前提下，构建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数学模型。这就是，只有当城市人口的现实收入水平与其就业率相乘之后的预期收入，大于农村人口的现实收入时，农村人口才会做出向城市流动的决策。否则，这种流动就是不理智的。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更加切合实际，也更有可操作性。但是具体应用到中国而言，它也有一些局限性，一是我国到目前为止还不具备这一模型所需的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的统一就业市场；二是它仅仅考虑了农村人口流动的机会成本，而忽略了其中的现实成本，例如交通、求职、食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与家庭分居所形成的无形精神成本。所以，在应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分析我国城乡人口流动时，必须尽量结合我国实际，使其中国化。 　　至此，经过多位经济学家接力棒式的探索、发展与完善，对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即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三农”的地位与作用，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那就是，绝对不能忽视“三农”，而要高度重视“三农”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制约作用。 　　 　　二、我国破解“三农”难题的两种思路与教训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仅占10％左右的比重，但已初现二元经济端倪。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突出和强化，“三农”问题随之不断加剧。为了破解“三农”难题，国家曾经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与政策，一种是把农民拒之城外，另一种是允许甚至动员强迫农民向城市突围，但是其效果都不尽如人意，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汲取。 　　1953年我国工业化刚刚开始，就有大批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