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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出路 　　方法主义是今日学界危机的根源 　　《文化纵横》：中国的社会科学形成与发展有一百余年了。不过，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似乎仍然缺少有关现实生活的、有理论含义的话语。今天的一个普遍情况是，无论是站台面上有话语权的，还是在做实际的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好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概念话语，更丰富、准确、深入地理解今日现实状况及其历史经验。 　　渠敬东：说社会科学是一门有关经验现实的科学，倒也没错。不过，今天很多研究讲现实、说经验的时候，总带有一种漠然的眼光、冷冰冰的口吻，既不动心，也不动情，找不到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同情共感，也没有相似的命运承担。其间所谓的客观性，好像成了一种疏离感，越研究现实，距离现实就越加遥远。 龙门石窟看经诗 　　我曾经在一篇访谈中说要小心社会科学的美国化，这并不是要反对美国的社会科学体系，而是说只拿美国社会科学表面上的那套制度照抄照搬，而全然不知这样的社会科学，是基于怎样的人心和文明基础，基于怎样的社会历史变迁，基于怎样的逻辑预设而形成和变化的。不关心这样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关心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很多研究，研究的对象似乎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当然，研究本身也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做的研究。今天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先把人看成机器，再用机器来做研究。 　　这种情况，必然会造成你所说的“失语症”。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会科学从根本上陷入了方法主义的泥潭里，但人文学科何尝又不是呢？当哲学只剩下逻辑分析，史学只剩下材料和计数，恐怕最终也会沦于剩余学科罢。 　　什么是方法主义？就是认为只要找到确当的方法，便能够发现和解析一切现实经验及其历史过程。今天社会科学更充分地表现出了这个方法论危机，而且更麻烦的是，这种方法主义的神话也已为国际学术界所尊崇，并一直严重地渗入在人文学科领域里，造成了学术整体的深层危机。 　　方法主义的好处与现代社会的基本机制是相配合的。方法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明晰。从方法入手来做的所有研究，前提都是有一个明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任何事物只要明晰，就好懂易学，特别容易标准化。 　　方法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可积累性。库恩曾讲过，在常规范式内部，我们可以不断调整范式的精微程度;有了一个现有的方法，就可以沿着原有的思路找到更精致的方法。这样的技术化，是可以层累推进的，越精致，越美妙，越会游戏化，越引人迷恋，越容易拿来自慰。 　　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特点是，就是方法主义可以建立一种迷信：似乎越能够寻得一种精巧的方法，就越有信心把握住我们全部的生活经验。常规方法最容易标准化，因而也最容易与科层制的学术体制相结合，成为衡量和评价学问的尺度和准则，由此再形成一套对学问的技术治理标准。如今的科研积分、大学排名、论文指标、学生绩点这一套技术治理的标准，都是从我们对方法的迷信中推展出的系统性体制。 　　第四，方法主义的影响不只是存在于学术界内部，它最容易变成纯粹的工具，权力的维续和资本的扩张都喜欢它，需要它。方法主义没有独立的人生体验和认识观念，因而内在地有一种被控制的欲望，并从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快乐。方法主义的核心本质，就是调动了崇尚者最基本的一种激情：方法直接转化成工具，进而直接转化成收益，最终直接转化为“名”和“利”。 　　最后也是更为本质的是，方法主义对人心的损害。方法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悖谬，就是以“均值”为基础的方法，最终将操作方法的人变成均值，变成平均价格。整个世界的单极化，使得方法主义大行其道，政治、道德、人对生活的内在关切――所有这些真正能够激发人性的怀疑、热情、体验和理性的力量，对于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是越来越微小了。迷恋方法的人，把自己锁在电脑的硬盘里，去观察、解释和构想整个世界，在文字和数字游戏中让人心泯灭。以方法作为整个学术的评价尺度和思维方式的时候，人们看待世界的种种不同经验和立场之间，其实也就没有了实质差别。 　　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够 　　《文化纵横》：如你所说，方法主义确实在人心、制度、学术乃至文化上构成了诸多问题，是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之源。但学者们迷恋的这些方法，据我所知大多也都是舶来品。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社会科学家们大多都援用西方的概念来理解和分析我们自身的经验现实，你是否认为我们必须超越这样一个尾随的阶段，才能真正创造出自己的学术话语？ 　　渠敬东：容我先讲清楚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差别。特别是，对于以教化的情理机制为核心来确立秩序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亦是文化意义上的。费孝通先生在临终前写过一组小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本质来说是人文科学。这句话虽不意味着社会学可以直接等同于人文学科，但社会科学若没有人文性，不关心人性和文化，不关心人性得以敞开的各种丰富的维度，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人真正的生活。费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