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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民族志实践与回应 　　摘 要：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引进促使社会发生急速的变迁和转型。在社会变迁下产生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成为人类学研究的话题，反映在民族志文本的生产中。本文以社会流动为主题，讨论民族志对此社会问题的实践与回应。 　　关键词：社会流动；民族志；实践与回应 　　1 社会流动范围 　　（一）国内自由流动 　　现代化使科技与物质水平都大大提高，特别是科技的发展使交通更加便捷，通讯方式多样化，这一物质基础使人口远距离流动成为可能。市场化改革后，个体利益作为与集体相对的存在被更加强调，使人建立起对财富、社会流动和现代生活的渴望。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走出农村来到城市谋求财富与市场，这一大规模跨区域的社会流动，使作为流动人口输入地的城市和输出地的乡村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变化。 　　1、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城市 　　对城市区域的关注体现在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中，他描述了北京的一个由外来人口聚居而产生的村庄――“浙江村”。与传统封闭的社区不同，“浙江村”可以不断的向外扩张而没有固定的边界。“浙江村”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秩序混乱、生活环境恶劣等问题，政府短暂、非制度化的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浙江村”俨然一副城中村的姿态。浙江村作为新的“非国家”的社会空间，是改革开放社会变迁的产物，他形成和发展有其自己的一套体系，却从未得到政策、制度和法律的明确认可。同样研究浙江村的民族志还有张鹂的《城市里的陌生人》，本书更加关注空间与权力的私有化过程，流动人口内部权力生产和空间实践的辩证关系。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对流动人口形象话语权的争夺，社会网络的构建与重塑，政府与私人网络对各种资源的争夺，以至犯罪、暴力和拆迁的使用，集中体现在北京城郊浙江村这一空间和空间边界的变动中。 　　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情形中，城中村是相对稳定的一部分，而打工者这一相当数量的人群在城与乡的来回迁徙中形成，状态极不稳定。潘奕的《中国女工》关注了打工妹这一新兴主体的形成。这群来自全国各地偏远农村的女性奔向广州深圳经济特区，也引发一股巨大的社会流动。在代表资本主义的工厂中，打工妹被压榨剥削劳动剩余价值，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留在城市，到了适婚的年龄必须回到乡村，她们的命运从结构上与农村联系在一起。打工妹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经济接轨下产生的新兴打工者主体，是特殊的文化―象征产物。背井离乡的打工妹并不是父权制家庭中的“消极客体”，而有着自己的参与和争取。 　　2、作为人口流出地的农村 　　年轻的男女离开乡村在城市成为打工者，但他们并没有脱离乡村的纽带，打工所得的财富仍流回乡村，他们在城市所接受的资本主义思想观念也对乡村文化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更加追求财富的积累，“个体主义”的地位上升。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突破传统研究只关注公共领域的层面，转而更加关注私人生活以及当代家庭情感生活。提出在当代农村家庭生活中，个人的情感、欲望、自由变得越来越重要，新的家庭观念与家庭结构正在产生。但新时期的青年人在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他们所应承担的社会与道德责任。农村金钱崇拜现象普遍化，传统道德观念对人的约束力减弱。张慧的《羡慕嫉妒恨》记录了一个北方乡村由于少数个人财富快速积累而引发不公平使人们心生嫉妒的现象。她把“羡慕”“嫉妒”“恨”作为理解“暴富”、“财富不平等”与“开矿纠纷”等社会现象的切入点，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道德文化机制。这些民族志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均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削弱了传统的约束力量所带来的。 　　（二）国内强制性流动 　　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拉动的自然的社会流动，还有一种由国家强制的移民。例如三峡工程的推行使无数村庄被淹没，政府将当地人安置到新的居住地。在这种强制性移民大潮当中，涌现出了抗议和不满，例如应星所著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关注了中国西南一个水库移民区长达20多年的集体上访的故事。书中所说的大河电站于1970年建成蓄水后，由于前期?y量时未考虑淤泥、电站蓄水等因素，造成河床增高，上游淹没面积超标，下游更是发生了工程设计时未曾预料到的大规模土地冲刷。库区居民的移民方式主要为“就地后靠”，只得到了微薄的补偿。大量耕地的毁坏使库区移民的生活相当艰难，要求追加更多的补偿。书中以讲故事的方式，描述了库区移民如何为了“讨个说法”而展开多种方式的抗争，基层政府为了“摆平理顺”而采取了各种手段的应对，以及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复杂互动。 　　（三）跨国流动 　　蓝佩嘉的《跨国灰姑娘》回应了跨国社会流动的现象，讲述了来自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女性离开家乡，跨海跨国来到台湾从事家务劳动成为佣人的故事。性别不平等是雇佣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