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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诗歌翻译美学价值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部分，尤其是古典诗歌的英译直到近百年以来，还有不少译者认为古诗英译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有也不少译者认为古诗英译不仅可以再现原作之美，甚至可以超越。具体说来，主要存在散体译法与诗体译法。后者注重原作的形式美，主张以诗歌的形式翻译诗歌；前者却以散文的形式翻译古诗，以期形式的自由和真情的流露，传达出原作的意境美。如果基于文本为中心的传统译论观，难以再现散体翻译诗歌之美，常被认为是不忠实的叛逆者。那么接受美学的提出，为打破瓶颈提供了理论基础。读者的地位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读者接受与否成为评价译作质量的首要因素，译者则同时充当读者与作者的角色。散体与韵体译诗的对比研究，以及接受美学在散体译诗中的应用分析对产生完美的译本大有裨益，它能使译者对原文有更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并创造出适合译语读者欣赏的译作。在散体译诗过程中，不但要再现原文语言形式的美，还要再现原文所描绘的意象与表达的情感，这一过程需要译者具备广阔的视野，对原文中的不确定性进行准确诠释，然后考虑译语读者的期待，创作出适合译语读者审美情趣的译作。本文除引言与结论部分外，分为三部分：首先，介绍了古诗英译方法与散体译诗的特点；然后，介绍接受美学的发展和重要概念及其对散体译诗的启示与应用；最后，介绍接受美学与译者风格的形成关系并对翁显良翻译作品进行美学要素再现分析，进一步阐释接受美学于散体译诗的意义并为广大翻译者处理具体问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 　　一、古诗英译与散体译诗 　　对于古诗英译，主要有诗体与散体译法之分。前者主要是以许渊冲的三美论为主的翻译方法，所谓“三美”，即意美、音美、形美，是指在翻译古诗时首先要译出原诗的内容；音美就是要押韵、顺口、好听；行美则是对诗的行数长短整齐，句子要对仗且工整。总体而言就是，中国古典诗歌译成英语后仍然是诗歌，是诗的语言和音调。这里且不说要达到三美，就是每首诗歌的意象、意境之美都是需要译者付出艰辛的。所以笔者以为诗体译诗在翻译实践方面还是很难达到要求的。与其强求诗体语言，导致因韵害义，倒不如只求诗歌之意境美来得畅快。这方面散体译诗可谓更胜一筹。散体译诗的主要代表者有国外译者Robert Frost， Sussan Bassnet， Pound，国内则是以翁显良为代表的译者。Robert Frost认为诗歌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Sussan认为尽管诗歌不可以翻译，但可以转换。Pound更注重意境意象的传达，曾言写大量作品不如一生只再现一个意象。可见外国译者也多重视诗歌意象意境的传达，只是Pound在意象的传达方面有所误解和偏差。廖七一虽认为散体译诗可行，但诗体译诗很显然要比散体付出更多努力。刘重德更是直接道出了散体译诗的好处，如果韵体翻译可以不损害原意，是可以采纳的；否则，最好用散体来保留原作的内容、意象和形式。可见诗体译诗虽完美，但多数译者认为散体更能再现诗歌的韵味。 　　二、接受美学与散体译诗 　　接受美学源于德国20世纪60年代的康士坦茨学派，其主要代表被认为是Hans Robert Jauss 和Wolfgang Iser。前者提出了接受美学的文学观和历史观而后者建构了文本理论和读者反映论。后者主要著作《文本空白和读者反映论》发表于1971年。基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和Ingarden的想象学，接受美学首次将读者放在了文学理论的中心位置。这对传统的文学理论无疑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正如Jauss所说，传统的文学史只是事实的堆积，而形式主义缺乏读者的真正的角色，在审美方面的不可缺少的角色；因为正是读者裁定了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因此，如果说传统的文学理论是以作者和文本为中心的，接受美学就是读者为中心的理论。 　　接受美学的基本特点是强调读者与文本的互动。正如Jauss所说，“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个时代的每个读者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座纪念碑，形式上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却来自于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以求达到某种程度的“视野融合”。这里视野融合由Jauss的导师Gadamer提出。它指明了读者和文本的交流关系。他指出阅读过程就是读者和文本的对话，文本的意义就是文本和读者视野的融合。在此，Jauss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它是指读者在阅读文本前的经历和经验。因此，文本的意义是动态的、多样的，不断产生并没有界限的。 　　尽管Jauss和Iser都属于接受美学学派，他们专注不同的领域。前者关注与期待视野和美学经验，而后者主要强调读者和文本的互动。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一书中，Iser介绍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