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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府学关系发展特点与启示 　　 摘 要：“府学关系”的矛盾聚焦于政府和大学围绕自治与干预而进行的博弈。英国的大学在历史上有着良好的自治传统，但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英国政府对大学“支持而不控制”的原则遭遇了巨大挑战，英国政府逐渐强化了对大学的干预，“府学关系”呈现出新的特征。文章通过研究当代英国“府学关系”的发展特点，探讨英国“府学关系”演变对我国的合理启示。 　　关键词：英国；府学关系；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9??11(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07)04-0045-05 　　 　　 “府学关系”问题是高等教育史上一个久悬未决的矛盾，二者矛盾的焦点在于自治与干预。政府拥有要求大学按照政府的价值准则办学、并符合政府意志的教育行政权力；而大学的组织属性和价值目标又决定了大学应独立决定自身的发展，不受政府的干预。政府与大学之间这种因性质和职能不同而形成的权能博弈自大学产生以来就从未停止过。政府行为产生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而近代意义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因此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历史发端于中世纪。“府学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总体上讲，“松散协调――直接控制――间接干预――达成合作”是这一关系的演进缩影。 　　当前，“府学关系”问题已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当代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伴随社会复杂度的加深，“知识即权利”日益盛行，大学正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它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1］因此，研究“府学关系”不仅对于大学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也至关重要。“府学关系”也有其特殊性，尽管英国是个具有分权传统的国家，但当代英国“府学关系”却呈现出了悖于常规的发展趋向。本文将透析英国“府学”双方围绕自治与干预而进行的博弈演进史实，继而研究归纳其对我国的有益启示。 　　 　　一、中世纪以来的英国“府学关系”发展走向综述――以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兴废为线索 　　 　　英国是一个具有古老的高等教育历史的国家，大学享有的自治传统也颇具世界声誉。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分别成立于1168年和1209年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和其他中世纪的大学一样，早期的大学是教师自发创立的行会组织，由于从教会或政府那里获得了特许状，加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没有出现，大学得以保持高度自治。到19世纪之前，英国政府与大学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瓜葛，大学是较为纯粹意义上的自治机构。大学一直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The Inherent Logic，即大学体系内在的反对任何改革的习惯力量和大学工作者所持的教育信仰，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传统）自由运转。 　　1850年是英国政府干预大学的开始。这一年，英国政府推动颁布了《牛津法》和《剑桥法》，在宏观上要求大学改变教育目标，但对大学内部事务未做硬性规定。1881年，英国政府对威尔士的两所大学学院提供了4000英镑的拨款，这是政府第一次给予大学财政支持。到20世纪初，英国的大学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政府的资助。直到1919年成立了“第三部门”性质的大学拨款委员会（简称UGC），专司“调查联合王国大学教育的财政需要，并向政府建议关于议会满足这些需要所拨款项的分配事宜”。成立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初衷，是为了平衡“府学关系”：一方面保证大学不受政府直接干涉；另一方面又能向大学传达政府的政策精神。在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缓冲下，大学与政府一度“和平共处”，“大学自治”仍得到良好维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对大学“支持而不控制”的原则遭遇了巨大挑战，重要原因就是中介机构出现“异化”，即其职能运作在政府的“威逼”之下倾向于迎合政府的需要，这源于大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英国政府希望大学通过调整办学方向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然而，大学在拨款委员会这个“缓冲器”的羽翼下对政治方向不够积极。政府只好绕开大学，通过创办地方学院扩展了高等教育规模，大学拨款委员会是扩张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独立性随之被颠覆。此时，大学拨款委员会被迫异化为政府的“代理人”，而大学也不能再免受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1981年，处于福利国家边缘的英国决定削减公共开支，大学拨款委员会将大学三年间的拨款削减了15个百分点。既然大学拨款委员会不能起到应有的保护大学自治的作用，它的使命也就到了终结。根据1989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法案》，大学拨款委员会被能更直接地代表政府意愿的大学基金会(简称HEFC)所取代，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强化。 　　综上可知：最初，英国政府为了避免对大学的直接干预而设置了大学拨款委员会；当社会发展到政府不得不强化对大学的干预时，大学拨款委员会就成了政府实施干预的障碍，政府随即以政治手段废止该机构。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兴废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