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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执行现状及相关立法建议 　　[内容摘要]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作为侦查措施的一种，其制度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执行是否规范有序，直接影响着职务犯罪侦查的效果，影响着惩治腐败的力度。本文笔者立足于反贪侦查工作实际，结合职务犯罪侦查中强制措施的执行现状，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以期有助于职务犯罪侦查效能的提高和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关键词]强制措施；执行现状；侦查效能：立法建议 　　[作者简介]辛 辉，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处副处长，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在职硕士研究生 　　 　　一、目前强制措施的执行现状 　　 　　1．传唤与拘传。传唤和拘传作为侦查部门要求犯罪嫌疑人到案接受讯问的侦查措施，尽管法律上的后续行为都是对到案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但二者却存在显著不同，必须区别适用。 　　传唤不是强制措施，而是侦查部门以传唤通知书的方式，要求犯罪嫌疑人在指定的时间自行到指定的地点接受讯问，它强调的是被传唤人到案的自觉性。而拘传则是强制措施之一，是侦查部门强制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到案接受讯问的强制方法，对抗拒拘传的，可以使用戒具，它强调的是犯罪嫌疑人到案的强制性。 　　侦查实践中，却存在着不能区别适用传唤与拘传的现象。立案后侦查机关首次接触犯罪嫌疑人，通常采取传唤措施，由于传唤多为当日传唤，侦查机关往往由两名侦查人员执行传唤，在送达传唤通知书的同时，不征求被传唤人的同意，就将其同车带回进行讯问。虽然这种情势下拒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很少，但此时却已不再是传唤，而是变相拘传了。 　　2。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刑事诉讼法规定取保候审可以采取交纳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两种担保方式。在侦查实践中，职务犯罪的特点决定了保证金担保方式对于犯罪嫌疑人起不到应有的制约作用，因为很多职务犯罪本身就是经济犯罪，犯罪嫌疑人早已通过犯罪攫取了巨额非法资财，没收保证金相对于“弃保潜逃”，或是对进行反侦查而言，后者带来的利益更具有诱惑性，即使牺牲了保证金也在所不惜，保证金的“保证”空有其名。而且现行体制下，公安机关负责取保候审的执行，收取了保证金，却不一定切实履行监管责任，也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不愿采用保证金担保。现实中愿意做犯罪嫌疑人保证人的多是其亲朋好友，由于和犯罪嫌疑人有亲朋关系或感情基础，加之现实中对不履行义务的保证人实施惩戒的又很少，使得保证人担保的作用也不大。 　　再来看看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执行情况。在司法实践中，这两项强制措施由犯罪嫌疑人住所地的公安派出所执行。虽然相关规定要求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要派专人监督，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派出所的警力又有限，往往并没有直接责任人负责对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监管流于形式，以致嫌疑人可以无拘无束的在社会上自由活动，传讯时不能及时到案，甚而有的进行串供、毁证等不法行为，影响了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打击职务犯罪的司法实践已经证明，当前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监管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倒是为嫌疑人进行反侦查活动提供了机会。 　　职务犯罪的高发态势逼迫检察机关在侦查实践中不断探索可行的执行方式：曾经有一个时期，检察机关为确保监视居住的监管效果。采取变通方式，由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负责监视居住的实施。但由于一方面受警力、地点、安全防范等闲素的制约，另一方面这样陪吃陪住的监视居住也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有违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价值取向，试行一段时间后，检察机关不得不放弃。可以说，当前的职务犯罪侦查基本已经摒弃了监视居住的做法。监视居住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已形同虚设。 　　3．拘留与逮捕。拘留和逮捕都是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侦查实践中，由于一方面担心拘错人会产生国家赔偿；一方面担心被拘错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会利用其社会影响疯狂反扑，影响检察机关的形象，有的地方存在从严掌握拘留标准，不敢轻易拘留犯罪嫌疑人的现象；有的在拘留的适用上缩手缩脚，过于保守，以致贻误了最佳的侦查时机。在当前侦查实践中，运用拘留强制措施总的说谨慎有余，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秘密调查工作即初查做得不充分，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心里没底，不敢下决心；二是无风险决策的思维惯性。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中需要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人民检察院做出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由于案子系由检察院承办，有些执行拘留、逮捕的公安人员往往出于门户之见，认为给别人干活劳而无功，不尽心履行职责，以致贻误最佳办案时机，影响到职务犯罪的顺利侦查，这还是按法律规定办案的情况。司法实践中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公安机关不积极履行职责，检察机关就自力更生――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自行追逃，自行实施拘捕，自行押解犯罪嫌疑人到看守所、基层检察院大量的需送交公安机关执行的那一联法律文书没有送出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