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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体系创新 　　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体系量化的困境 　　 　　长期以来，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没有自身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自然科学的评价方法尤其是量化管理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中。量化管理的确是科学管理的一种方法，但它在被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时，呈现出简单化、单――化的趋向，学术管理者对它所能起的作用往往有过高的期望值。这既不完全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运行规律和目的，也不完全符合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在全面、完善、公正、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体系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出现学术评价与数字、数量挂钩的做法。职称评定、岗位津贴、奖金发放等都有这样的要求：收入国外权威引文索引多少篇、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少篇、获国家级或省部级优秀成果多少项、出版专著多少本等等。把学者的个人利益与学术成果的数字化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学风浮躁，滋长了弄虚作假之风，造成了学术腐败现象的扩大。从科研管理的角度来看，忽略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特殊性与多样性，只用量化方法，也会使管理的目的大打折扣，甚至走向负面。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被过度地、超范围地、不按规律地加以滥用，导致真正优秀的社科成果出不来，甚至遭遇扼杀。这暴露出入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评价一直存在着方法论上的严重不足。这种不足导致学术管理者面对成果评价的快速发展时，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而不得不寄希望于搬用现成的方法。即使发现了所搬用方法的不良作用和错误导向，也无法及时纠偏。因此，下大力气建立符合科学规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体系，逐步减少和消除现行一些方法造成的弊端，已成为当务之急。而且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建立将有利于高校、科研机构的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科学，它的产品不同于工业流程的文化产品，它是人类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自身和社会、自然的理性思考。即使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研究项目，也属于理论层面，不能像政策研究室的研究那样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当然，人文社会科学可以被运用于具体的目的，需要为国家的发展做一些政策研究。但是，如果把这类较为特殊的研究作为一种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认识，赋予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以这种任务，等于毁灭这门科学。江泽民2002年的“7．16”讲话提出社会科学要“认识真理、服从真理、发展真理”，这个说法表明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是认识真理，作为一类认识，它对社会的影响是间接的、渐进的和长远的。“立竿见影”的思想在任何时候对人文社会科学都是有害的。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虽然都是科学，但是在对其成果进行评估或鉴定时，自然科学通常有精确的衡量标准，社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量化。人文社会科学无法提供像自然科学那样明确的评价依据，即使存在社会效果，也难以用数字来显示。因此，在评估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方面，不能简单地把工程计量方法搬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来。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量化管理几乎无孔不入，这种量化的结果，使得某些科研人员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成果的数量而导致成果质量下降、热衷于搞“短平快”研究而回避重大科学难题等。一些人甚至抄袭或把研究成果“化一为多”以求论文数量。同时也助长了学风浮躁，造成不少鉴定通过后便无人问津的“成果”。如此弊端，助长学术不正之风，对学术不公正和科学不道德现象及其他违规行为往往束手无策，无力制裁。 　　 　　“科研成果质量”在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体系中的体现 　　 　　“科研成果质量”是指新知识在提高生产力、影响社会生活、节约社会成本以及知识增值等特性上满足要求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给科研成果质量下这样一个定义：科研成果质量是指新知识在提高生产力、影响社会生活、节约社会成本以及知识增值等特性上满足要求的程度。 　　在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中，应该用科研成果质量来评价科研成果。从科研成果质量的定义来看，评价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意义主要是通过衡量其本质属性――科研成果特性，即：科研成果深度、科研成果广度、科研成果研究难度来实现的。 　　“科研成果深度”主要用于衡量科研成果的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包括创新程度，以及在当代科学发展进程中所达到的高度、学术造诣上的深浅和对科学的指导深度等方面。 　　“科研成果广度”主要是衡量科研成果对科学、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所起作用的范围大小。涉及的领域越多，其广度越大，就说明科研成果对科学、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面越大，其价值也就越大。 　　“科研成果研究难度”主要用于衡量科研成果研究工作的难易程度。研究难度越大，说明需要科研人员付出的努力越大，对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要求越高，于是科研成果所含的价值也就越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科研成果均可以转化为商品，一切商品都具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