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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商事执行监督四个维度及其完善 　　[摘要]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民行检察执行监督作为民行检察的一项新职能确立下来，该项职能具有权利救济、外部监督、完善职能、程序正义四个维度。以这四个维度为观察视角，结合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难发现，现行执行监督制度存在救济成本未达到最小化，救济收益未实现最大化，救济效率没有充分发挥。因而须要立法在监督范围、监督方法、监督效果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这样才能够使执行监督程序体系化、实用化。 　　[关键词] 民行检察；执行监督；权利救济；效率 　　[DOI] 10.13939/j.cnki.zgsc.2015.30.110 　　1 权利救济维度 　　1.1 执行监督为权利救济提供了一条特殊通道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该条意为通过检察机关对法院民商事执行程序的介入来监督法院执行过程中的违法现象，具体而言，实现对权利的救济是检察机关民行执行监督的第一要务，因此，民商事执行监督须考量的第一要素就是能否使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依法救济，从这一角度来看，民行检察执行监督相当于为权利人救济权利提供了一条特殊路径，只要符合条件，便可以根据这一路径寻求救济。 　　1.2 执行监督是救济成本最小化的选择 　　从法律经济学角度来看，诉讼须要浪费一定的社会资源，故诉讼程序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成本的最小化。对于民行检察执行监督而言，将监督的成本控制在最低，不仅仅是检察机关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当事人的诉求。因为监督的成本过高，最终其中一部分成本负担会转嫁给当事人，从而使社会整体的福祉有所降低。从这一点来看，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执行监督仅仅有一个制度性的规定而缺乏具体操作规程，使得基层检察机关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这本身需要会耗费一定成本，而且类似的探索又多具有重复投入的性质，也无形中加大了监督的成本，因而并未真正实现救济成本最小化。 　　1.3 执行监督的努力方向是救济收益最大化 　　民商事执行监督最直接目的是要纠正法院执行活动中的违法现象，从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救济。救济收益最大化是执行监督的必然追求。这里所指的最大化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当事人可救济合法利益的最大化。二是执行监督社会效果的最大化。从理论上讲，公权对私权领域的介入，除满足法律条件外，还须满足经济条件，即通过公权介入要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再分配。其蕴含的理论价值是要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最优化和最大化。所以，现行民行检察执行监督体系并未将其效用发挥至最大，与救济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2 外部监督维度 　　2.1 执行监督是最高效的监督方式 　　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执行监督的效率自然也优于其他外部监督方式。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效率是一项法律制度实施所获得的收益与投入的成本之间的比值，即：效率=收益/成本，执行监督的效率是监督收益与监督成本之间的比值，从制度实践来看，执行监督的目标是实现收益最大而成本最小。从这一角度来看，无疑执行监督要比其他监督方式单位成本下获得的收益要高，因而可以获得更高的监督效率。所以，民行检察执行监督一直以来是学术界较为推崇的一种外部监督模式。 　　2.2 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标准下执行监督的演进 　　在法律经济学中，根据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标准，一项制度的实施如果会带来部分群体受益而部分群体会有损失，只要受益群体的利益大于受损群体的利益，那么该项制度则是有效率的。从这一观点来审视现行的执行监督体系，不难发现监督的结果会将法院的错误矫正，从而可能会使一方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所获得的不当获利得到纠正，但检察机关所获得的收益却并不仅仅是这些被矫正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树立了司法的公正形象，使民众对司法更加有信心，这样的抽象收益会远远超过个案的利益，因而符合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标准。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现行执行监督体系中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这大大降低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效率，因此不断规范民行检察执行监督的具体程序，是执行监督体系演进的必然趋势。 　　3 完善职能维度 　　3.1 执行监督是检察监督职能充分发挥的体现 　　执行监督是民行检察的一项重要职能，同时也是检察监督的一个组成部分。故大力发挥民行执行监督职能，既可以完善民行检察的组成体系，同时也可以丰富检察监督的职能。就实践而言，长期以来我国法院系统内“执行难”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含了法院内部执行人员不作为或乱作为等违法因素，这时需要检察机关以外部监督的形式来对法院执行活动进行矫正。然而实践中由于执行监督制度刚建立不久，缺乏具体实施程序，尚未形成体系化，故执行监督的效率未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完善执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