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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史钞价值 　　摘要：明代是史钞编纂的繁盛期，数量众多的史钞使明代史学具有了通俗、普及的特征。这些史钞为便于历史知识的传播，它们的编纂形式非常灵活，针对不同的内容使用不同的体裁；在叙事风格上，史钞行文明快，叙事凝练，语言简洁，通俗易懂。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史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代史学思想发展的特性，强调史书的鉴戒价值，重视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有着强烈的正统观念，极力彰显“史学”自身的地位，历史教育意识十分突出。史钞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上形成了撰写、刊刻、传播、阅读史钞的风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间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思想观念。 　　关键词：明代；史钞；史学价值；史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4－0026－06 　　 　　明代是史钞发展的高峰期。从明代以来各种目录著作对史钞著录的情况来看，明人所作史钞达200余部，数量空前。这些数量众多的史钞体裁多样，所摘抄的内容极为丰富，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但由于中国学者历来重视独创、鄙视钞窃，明代史钞的繁盛并没有赢得史家的认可，反而成为后人抨击明代史学的靶子。顾炎武批评说：“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盗窃而已。”他很大程度上所指的就是明代形成的钞书风气和大量史钞的产生。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对史钞的批评更为严厉，认为史钞“趋简易，利剽窃，史学荒矣”(卷65《史钞类小序》)。当代学者也认为明代史钞类著述“质量都不高，也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其实，明代史钞繁盛，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不可忽视的现象，有着重要的历史编纂学价值、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于这一独特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才不失公允呢?对此，瞿林东先生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指出对于这类著述的价值，“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清理和总结”。乔治忠先生也认为“对明代史学的整体评价，不能无视那大量的普及性史书的存在”。 　　 　　一、明代史钞的历史编纂学价值 　　 　　史钞不是原创性史学著作，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普及历史知识、倡导教化。那些面孔严肃的原创性史书，“卷帙浩繁，观者不免望洋兴叹”，“浩乎不可胜记”(自序)，使人们无法通过轻松的方式获得历史知识。对此，明代很多史钞的编者都有直接的说明，如张九韶编《元史节要》云：“惟是正史浩瀚冗繁，令人读之往往有倦心焉。况板藏内府，篇幅重大，未易可得，则夫元之一史，吾惧不能家传而诵之也……于是取《元史》正文，仿曾先之所编《史略》例，取其要者为一书，以便观览。”(序)既然史钞是为了适应普通民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便于让更多的人“观览”史书，那么它们和卷帙庞大、体裁严谨、体例规整的史书不同，它们以较小的篇幅、灵活的编纂形式和简洁的叙事风格见长，在普及历史知识、促使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明代史钞的编纂形式非常灵活，针对不同的内容使用不同的体裁，既有传统的纪传、编年、传记、纪事本末等体裁，也有多体综合运用、分类编辑、随笔杂抄等形式。 　　其一，承袭旧史体裁并加以改造创新。史钞既然是节选、采摘、改编旧史而成，在体裁上就会不可避免地受所摘录史书的体裁限制，但史钞编者并没有陷入旧史体裁的窠臼中不能自拔，而是根据自己的主导思想和旨趣，在承袭纪传、编年、传记、纪事本末等旧史体裁的基础上，或取其一种加以改造，或多种综合运用并加以创新。如马维铭的《史书纂略》，以二十一史为主，参合《资治通鉴》，旁采稗史，旨在纂录历史故实，只取史书的“本纪”和“列传”部分，舍弃了难以读懂的天官、律历等内容，“以本纪纪君为纲，列传传臣为目”，突出人在历史上的作为，节略后的语句更为通顺，内容更加通俗易懂；周诗雅的《南北史钞》摘录新奇纤佻之事，以迎合民众的阅读心理，但所摘抄的内容，按照原书目录顺序编纂，仍为纪传体；汪应蛟的《古今彝语》取旧史中帝王有德、爱民等有益于教化的嘉言懿行以教育子弟，其形式则是节取纪传体中帝王本纪的内容，摘录编辑，昭示后人；张九韶的《元史节要》则是以编年形式节录《元史》的本纪，记述了元太祖至元顺帝十四朝帝王之事迹，删去《元史》中无关紧要的语句，使内容更加紧凑，是以编年改造纪传的成功例子。同一形式的还有姚允明的《史书》，节略自三皇五帝至宋元帝王之事迹，摘抄史书中的本纪部分，以编年形式纪事，以彰显帝王言行；吴士奇的《史裁》的体裁则是“大略于编年之中，仿纪传之体，使一人一事自为本末”(吴勉学序)，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者合用，节录史文，始自东周，迄于宋元，于每一历史现象之后采摘旧论，间以己见以进行评论，又将史论融入其中，明白易懂。总之，明代相当一部分史钞的体裁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原史书体裁的影响，但同时又进行了改造，其主旨是有利于人们接受历史知识。 　　其二，明代史钞分类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