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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魏书典志历史编纂学价值 　　摘要：《魏书》十志自觉继承和发展了汉晋以来的典志撰述传统，准确地记录和反映了北朝社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其中《食货志》、《官氏志》和《释老志》的编纂尤其显示了北朝史家不同凡响的史识、史才和创新精神，从而再一次强化和丰富了中国史学重视典志撰述的特点。 　　关键词：《魏书》；典志体；创新精神；北朝史学；历史编纂学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2－0081－06 　　 　　由著名史学家魏收(506－572)主持编纂、成书于北齐天保五年(554)的《魏书》，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以少数民族所建皇朝为对象的通史。它采用历代“正史”所专用的纪传体，综合运用本纪、列传和典志三种体裁，从“天下一道”的观念出发，记载了拓跋鲜卑民族逐渐接受中原汉文化，并积极主动和中国北方各民族主要是汉族交往融合的历史。其典志部分，在丰富和构建典志体史书编纂传统的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之功，对此前辈时贤曾多有提示。我们可以看到，在撰述旨趣上，《魏书》十志对汉晋以来的典志撰述传统有着强烈的认同意识，并有所发挥；在编纂体例上，《魏书》十志选取众多有代表性的史实，继承和创立了相应的志体，其中尤以《食货志》、《官氏志》和《释老志》突出反映了北朝社会在制度文化发展方面鲜明的时代特点，显示了以魏收为代表的史家不同凡响的史识、史才和创新精神。 　　 　　明确继承汉晋以来典志撰述传统的旨趣 　　 　　重视典章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变迁等专门史的记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它肇自先秦史学，成型于两汉的《史记》和《汉书》。司马迁首创八书作为专记典章制度的体裁。班固《汉书》改书为志，将八书的内容和名目，依照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点，重新构建为新的序列组合，同时，又根据史家学术视野的拓展和历史观察力的进步，将八书未曾涉及的内容大为扩展，创为十志，为后来历代正史形成典志撰述传统起了奠基的作用。《汉书》以下，唐以前，不少史家对撰述典志均有深刻认识，并实际从事了编纂工作。其中北朝《魏书》十志在自觉继承典志撰述传统，有力地促进其发展和巩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魏收对汉晋以来的典志撰述传统在学术渊源上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前上十志启》中，他上言说：“昔子长命世伟才，孟坚冠时特秀，宪章前哲，裁勒坟史，纪传之间，申以书志，绪言余迹，可得而闻。叔峻删缉后刘，绍统削撰季汉，十志实范迁、固，表盖阙焉。曹氏一代之籍，了无具体；典午终世之笔，罕云周洽。假复事播，四夷盗听，间有小道俗言，要奇好异，考之雅旧，咸乖实录。自永嘉丧圮，中原淆然，偏伪小书，殆无可取。”这段话表明，北朝史家对汉晋以来典志撰述传统的发展脉络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子长”，即司马迁，“孟坚”是班固之号，他们所取得的史学成就，分别被北朝史家誉为“命世伟才”、“冠时特秀”。他们对书志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在“宪章前哲，裁勒坟史”的时候，于“纪传之间，申以书志”，由是“绪言余迹，可得而闻”。这分别是西汉和东汉的情况。之后，到西晋时期，叔峻即华峤(?－293)、绍统即司马彪(?－306)撰写有关东汉的史书，继承司马迁、班固的做法，设立了十志，“十志实范迁、固”。而有关三国时期曹魏、西晋的典章制度的种种记述则很不真实，“考之雅旧，咸乖实录”，西晋永嘉之后的十六国、东晋的典章制度，则系“偏伪小书，殆无可取”。 　　同时，魏收对典志体裁的功用也有明确的认识，他说：“窃谓志之为用，网罗遗逸，载纪不可，附传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应标著。搜猎上下，总括代终，置之众篇之后，一统天人之迹，偏心末识，辄在于此。”这段话充分表明北朝史家对志这种体裁不同于纪、传的功用所具有的深刻认识，即“志之为用，网罗遗逸，载纪不可，附传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应标著”。同时，也表明北朝史家对于志的认识，较之前代还有了一点新的变化。司马迁、班固所创八书十志，均置于纪、传之间，在魏收看来，起到了“绪言余迹，可得而闻”的作用。但《魏书》十志相对于纪传的位置却有所不同，它们被安排在纪传之后。为什么要这样编次呢?魏收认为，典志应该超越“绪言余迹”的层面，发挥“总括代终”、“一统天人之迹”的更大作用。这表明了对典志史学功能在认识上的深化。 　　在此基础上，魏收根据北魏历史自身的特点，对前代史家所创十志做了取舍，设立了《释老志》、《官氏志》等关系北魏一代兴衰的志目。他认为：“河沟往时之切，释志当今之重，艺文前志可寻，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舍弃河沟、艺文两志，在今天看来，或许很可惜，但从北魏的历史实际而言，河沟、艺文确非当时要务。众所周知，《汉书?沟洫志》所记，实为有关黄河治理的专篇，因为汉代黄河的泛滥和防洪问胚非常严峻，关系国计民生甚大。但北魏时期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