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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校学生管理中正当程序介入 　　摘要:正当程序通过具体的高校教育行政诉讼案件主动介入到了高校的学生管理当中,在正当程序中国化的十余载探讨中,高校及学生都不能置身事外,通过案件来构建这十余年发展的大致图景只是方法之一。在正当程序下,高校学生的基本权益主要体现在平等性、参与性及公平性上。 　　关键词:正当程序;图景;高校学生管理;思考 　　作者简介:杨丽雅(1986-),女,福建三明人,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学;杨棉华(1956-),女,广东汕头人,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医学教育。(广东 汕头 515063) 　　 　　在如今的中国法治化建设中,程序的合法性要求不断地被强调,其突出表现的“正当程序”在中国仅仅是备受法学界推崇的一条原则而已,在实际诉讼案件中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正当程序”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如丹宁勋爵所说,它“指的不是枯燥的诉讼条例”,[1]而是一种法治观念和宪法原则。 　　这一原则真正以法律条文形式确定下来,最早出现在1354年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八号法令第三章中:“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和身份的拥用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和生命。”[2]其后,正当程序在美国得到了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在中国,这一原则在实际案例中运用应追溯至1999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在此之前,“行政诉讼的原告似乎很少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以内提出程序主张。即使原告提出这种没有法律依据的程序主张,似乎也不大可能得到认真对待。即使法官认识到行政行为背离其中心的程序准则,通常也不太可能把它作为判决理由。”[3]在此之后,其涟漪效应不仅使其渐渐成为中国法律的一部分,同时也把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程序方面的不足显露出来。 　　一、十年来教育行政诉讼中正当程序原则使用的大致图景 　　自1999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落下帷幕以来,法律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已默默地介入高校的学生管理之中。笔者在北大法意网上搜索了最近十余年的教育行政诉讼案件判决书,发现自田永案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学生个体与学校之间的纠纷频频出现。以“教育行政”为案由搜索,得到了132条记录,其中有45条属于高校学生告学校的诉讼。同时,在搜索的结果中以“教育、程序”为关键词,对其判决书内容进行检索,发现在25条记录中高校学生告学校占了20例。笔者继续以“法定程序”为关键词对第二次的搜索结果进行再检索,发现了3件关于正当程序介入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案件,即田永与北京科技大学、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教育行政确认案以及李向荣与襄樊学院的案件。上述三例的判决书中并未直接使用“正当程序”一词,于是笔者在案例检索中直接以“正当程序”和“教育”二词对判决书内容进行搜索,其结果仅3条,其中只有1条为高校教育行政诉讼,即吕广观与西南政法大学的案件。另外,单以“法定程序、大学、教育”为关键词对判决书内容进行检索,还可以找到相关的案例11条。在此基础上,笔者对结果进行整合,形成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层次画面。 　　1.正当程序在判决书中的随意一笔 　　正当程序原则在田永案中只是一笔带过,因为这一案件的判决理由是多重的。在当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记载着: “另一方面,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4]公报未明确地提出“正当程序”的字眼,但由此可见,公报突出强调了“正当程序”原则在退学处理中使用的意味。受其影响,之后的王长斌诉武汉理工大学拒绝颁发学士学位证书案以及杨金德诉上海财经大学等案件不仅引发了高校“程序瑕疵”的问题,还进一步突出了“高校内部管理秩序失范”[5]等问题。 　　2.正当程序在判决书中的分量加重 　　田永案经媒体报道,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后的一两年时间内全国至少受理了十几起学生对高校的起诉案件。其中,海淀法院受理“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要求颁发博士学历、学位证书案”是一个典型。在刘燕文案的审理过程中,正当程序的问题被凸显出来,并且在法庭内外展开了激烈的论辩。不仅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举行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和论坛,相关的学术论文也相继发表,此外还受到了媒体的高度曝光,《今日说法》栏目也就此进行了两辑的专题报道。之后,法院在判决书中阐述道:“校学位委员会作出不予授予学位的决定,涉及到学位申请者能否获得相应学位证书的权利,校学位委员会在作出否定决议前应当告知学位申请者,听取学位申请者的申辩意见;在作出不批准授予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