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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勒关于理性化进程中道德规则重建思考 　　摘要:在现代思想家们关于现代性危机的各种反思中,从道德视角进行的反思和批判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赫勒对现代道德理论的重建主要是围绕着“好人存在,但好人何以存在?”这一道德中心问题而展开的,最终落脚于对理性化进程中道德规则的重新阐释。赫勒转换了道德规则划分的标准,即从按照层级划分变成按照领域划分,详细论述了现代社会中道德准则和法则、道德原则和格言等多样性的道德规则,并强调,多样性道德规则的内化对于消除外在道德规范和个体的内在自由之间的张力具有重要价值。正是通过对道德规则的一系列重新阐释,赫勒为克服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一种道德重建的改革方案。 　　关键词:赫勒;理性化;道德规则;重建 　　作者简介:王秀敏(1976―),女,黑龙江富裕人,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2008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08A002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1-0018-06收稿日期:2009-12-08 　　 　　自17―18世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便进入到了与资本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现代社会中,其基本特征是强调主体自由与人的理性的重要地位。一方面,现代理性化进程无疑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好处:人可以“为自然立法”;人的个性得以彰显,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示自己创造性的本质力量,社会也在人类借助强大的科技力量改造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是,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很多已经被思想家意识到的负面问题,例如,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进程中工具理性不断吞噬价值理性;卢卡奇提出的物化的普遍化;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科技对人的压抑等问题。更重要的是,理性化进程也导致了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道德领域的总危机,这不仅表现在当代著名思想家麦金泰尔所揭示的正在发生的道德衰微、道德语言处于严重的无序状态,而且表现在道德理论中原有的道德规则划分标准、道德规则本身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这使得现代人获得独立和自由之后,陷入了众多的道德冲突和前所未有的选择困境中。如何面对普遍的道德规则和多样的具体规则之间的张力?如何解决外在道德规范和内在自由之间的张力?“好人”如何在一系列的张力中仍然成为“好人”?所有这些表明,对道德规则的重新阐释已经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正是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严肃思考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阿格妮丝?赫勒――在其道德理论中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标准对现代社会道德规则进行了划分,并对多样性的道德规则本身进行了诠释,进而阐明了道德规则应该被内化的问题。简言之,她从理性化进程中道德规则的重建这一视角阐明了现代社会中“好人存在,但好人何以存在?”这一道德中心问题,也可以说,她从道德规则重建的视角为现代社会中“好人存在”这一前提寻求其合法性基础,这无疑对于理性化进程中道德的总体重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道德规则划分标准的变化:现代社会“好人存在”的新标准 　　 　　现代社会中,“好人存在”(good persons exist)的标准不再与等级、性别相连,而是与道德规则划分标准的变化紧密相联。对此,赫勒首先接受了卢曼关于传统社会与后传统社会的区别。卢曼认为,传统社会是以劳动的层级划分为特征的,一个人的层级位置决定了这个人所完成的社会功能;后传统社会则是以劳动的功能划分为特征,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完成的功能决定了这个人在社会层级中的位置。在传统社会中,劳动的性别划分优先于社会的层级,相对比而言,现代社会中以劳动功能划分的标准则暗含着降低性别的划分,即在现代社会中,如果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那么她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不比男性低很多。 　　赫勒在此基础上立足于现代社会进一步阐释和修正了卢曼对传统社会和后传统社会的区别。她指出:“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准则、美德和法则既沿着层级又在每一层级内部的两种性别之间进行划分。最高的和最崇高的美德和准则规定着某一或很多较高社会阶层的行为。较高阶层(或阶层群)的美德和准则被称为最高级的和最好的,因为他们是较高阶层的美德和准则,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美德和准则。”[1](P146)而且,所有层级社会中,伦理划分的一般规则是:最高层的习俗(mores)与“崇高”或者“高贵”相联系,较低层的习俗与“粗鲁”相联系。所以说,传统社会中“主人-奴隶的辩证法”在道德层级中是特别重要的。但是,一般说来,正义感(道德感的细分)在较低层更发达(也在女人与男人的关系中的女人中),这种正义感在社会出现危机时能够成为社会变化、道德模式变化的催化剂。在这种情况下,某一被精英阶层归结为较低层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