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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教育视角下价值观教育新载体解析 　　摘要：从价值观教育活动的隐性教育方式出发，价值观隐性教育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教育活动，不仅要有明确的教育意图和目标，更需要将这些意图和目标融合在隐性教育所需的各类传播载体当中。信息时代孕育的各类新传播载体，其特点恰与隐性教育契合，形式灵活多样且为社会各类人群广泛、自主、便捷地接受和传播，以实现潜移默化而高效的价值观教育。 　　关键词：价值观；隐性教育；载体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52-0035-02 　　一、隐性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的天然关联性 　　价值观是人类在对象性活动中主体关于客体价值的看法、主张和态度的系统观点。价值观对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一定的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评价尺度作用，使之指向一定的目标或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所以，加强价值观教育，特别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毋庸置疑的重要工作。为此，长期以来，从学校到社会，从课本到媒体，各类教育工作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高密度、广覆盖的价值观教育活动。 　　然而，受传统教育模式影响，价值观教育多以“灌输式”的显性教育为主，显性教育与受教育对象缺乏沟通、教育过程缺乏愉悦性、教育效果缺乏持久性，事实上严重影响了受教育者对国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接受程度。 　　价值观教育和一般教育活动一样，在教育形式上也有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之分。近三十年来，教育界从未停止过对隐性教育进行研究和探索。与“灌输”显性手段不同，隐性教育是指施教主体在教育过程中以较为隐蔽、非强制、受教者不易察觉的形式，对受教育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与显性教育相比，隐性教育具有教育目的和教育过程隐蔽性、教育途径灵活性、教育效果渗透性等特性。对此，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越隐蔽，就越是能被受教育者所接受，就越能转化成受教育者自己的内心要求。” 　　由此，把价值观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将大大增强价值观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并且已经具备了大量的现实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或许隐性教育就是最适用于价值观教育的一种方式，两者之间本身具有天然的关联性。 　　二、新传播载体与价值观隐性教育的嬗变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各类可利用于隐性教育的传播载体形式越来越多样，传播途径越来越广泛，虽然通过各类传播载体所开展的价值观隐性教育活动的教育效果仍难以用具体的量化标准诠释，但其有效性已经显而易见。特别是近年来广受大众接纳和使用的微博、微信等应用程序的出现，使价值观隐性教育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载体发生嬗变。 　　现代社会中，可以说各类人群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新传播载体――各类应用软件及其所需的网络和手机等终端设备。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6年1月发布的《2015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2015年，全国电话用户总数已达到15.37亿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净增1964.5万户，总数达13.06亿户，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95.5部/百人。另外，根据《CNNI：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 　　同时，在移动数据、Wi-Fi等各种网络广泛覆盖支持下的各类聊天交流、资讯发布、信息分享软件，如微博、微信等应用程序，大幅发展了新兴的传播媒体，几乎涵盖了传统媒体的所有特点，并以数字化、高速化、海量化、全球化、交互性等优势使网络空间成为覆盖全社会的全新的学习载体、交流载体、生活载体，被校园内外、国内外等不同范围的不同年龄、职业、性别、国籍、民族、信仰的人群所广泛接受。以微信为例，每月活跃用户已超过5.49亿，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超过20种语言，微信公众账号总数已经超过800万个，94%的微信用户每天都会使用微信，61%的微信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10次，每天超过30次的重度用户达36%，55.1%的微信用户拥有超过100位好友，58%的微信用户每天必刷“朋友圈”。 　　微信等新兴的传播载体在传播范围、受众范围、传播有效性等方面形成质的飞跃――“潜在课堂”范围急剧扩大，教育过程深度融入受众生活，教育意图愈发隐蔽，透过传播载体的教育内容对受教育者的吸引力大幅增强，价值观隐性教育效果跨越式提升――新传播载体开拓了全新的潜在课堂，已成为价值观?[性教育的新突破口。 　　三、新传播载体与隐性价值观教育的契合 　　1.新传播载体适用于隐性价值观教育的可能性。在长期的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中，价值观教育主体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目标、内容和教育对象，创造与运用了不同的隐性教育载体。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种价值观隐性教育载体的存在应该说都有其合理性，并或多或少地发挥着它们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