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传播史作为音乐传播学基础理论可行性研究建构.docVIP

音乐传播史作为音乐传播学基础理论可行性研究建构 　　果将2002年在现中国传媒大学召开的“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作为音乐传播学学科在国内正式确立的起点的话，至今不过13年。其间分别在2005和2007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先后主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研讨会。从三届研讨会的学术成果论文集来看，所涉及的领域包括音乐传播学科建设、音乐传播的形态与特征、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研究、音乐产业市场与管理、音乐传播媒介考察与研究及音乐传播中的文化思考等等，其覆盖面广，各抒己见，呈现出一幅极具交叉性、综合性、丰富多元的学科发展图景。正如《中国音乐传播论坛》（首届研讨会论文集）的序言中写道：当一个概念被提出的时候，概念的所指往往已经凝聚了丰富的经验，其内涵和外延在现实中都已存在，因此“音乐传播”的提出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召唤{1}。 　　然而，这个概念从提出至今始终生存在一片质疑和争论的声音中。有文章直言不讳：“‘音乐传播’究竟为何物？是学科？是专业？是研究方向、论文题目？还是职业方向，或是公司运营项目？……”{2}丰富的经验积累、纷繁的现象呈现固然是某种学科形成的前提，但真正标示一个学科体系的成熟和独立性存在价值的还应该是属于那一学科自身独有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架构。音乐传播学也应与其他任何一个成熟学科的理论研究一样，“通过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从宏观整体上构筑、分析和拓展音乐传播学的学科理论体系”{3}。至今，虽然有不少可供借鉴的其他学科理论（如传播学、社会学、音乐学），但并没有形成针对音乐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或概念体系{4}。 　　探讨音乐的传播，就是应该以传播学的角度，研究音乐传播现象的特殊性，并且建立一套属于音乐自身的传播学体系和方法论。在现有的这些关于音乐传播学科理论建构的研究中，学者们表达了各自的构想及其论据支撑。值得肯定的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在诸多理论层面的架设中，首先应对历史上的音乐传播活动和现象形态进行梳理，考察“不同阶段所形成的各种音乐传播类型、形式和特征，进而揭示现当代音乐传播活动的特性以及阐释建立音乐传播学在当代所具有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5}。这不仅是关于音乐传播学初始阶段的基本认识，也是其作用于音乐传播应用研究的基础，更是该学科获得独立性的前提条件。基于这种自觉的学科意识，对于音乐传播的历史应当给予充分的研究力度。因为，音乐本身有它的复杂性所在，即它与传播有着天然的依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要求有一门完整而独立的学科来给予整体观照。 　　如同语言、文字产生于传播―交流的需要，音乐亦产生于这种需要，在此意义上讲，当?T山氏之女候禹于?T山之阳而歌“候人兮猗”{6}时，音乐就开始了它的传播历史。传播-交流不仅催生了语言和音乐，亦促进了它们的发展。在一般音乐史中记载的“史实”，在传播史上则谓之“传播”，故无论远古的骨笛之声、钟磬之乐，民间的山歌小调，传统的文字谱、古琴的减字谱，还是当今的唱片，数码光盘、MP3或网络歌曲，都属于传播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音乐活动的历史，亦是音乐传播的历史。那么，问题在于，同样是面对音乐史中的现象，从传播学角度梳理的这些现象如何显示其差异性和价值意义？本文试从以下几个层次进行论述。 　　一、社会属性决定学科方法论 　　英文communication，译为传播，词源属于拉丁语communis，含义为共同分享。传播学者奥斯古德（Osgood Charles Egerton 1916-1991）将传播定义为“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他们的信道得到传播”{7}，其中包含了传播行为的四个基本要素：信源、信道、信宿和符号。经过这个流通的过程，符号所承载的信息得以获得从源头到归宿的共享。在此基础上理解和认识同样作为符号载体的音乐信息的传播即是由传播者（信源）运用声音或乐谱（可选择的符号），通过承载符号的媒介（信道）去影响受传者（信宿）的过程。其间，音乐信息所包含的意义、思想和情感为受传双方所分享，所有空间、时间、人群的音乐传播活动构成了丰富存在的音乐文化。 　　显然，音乐信息的精神性特征规定了音乐传播的性质。音乐传播首先隶属于社会传播的范畴，其不仅包含“共享”的性质，还具有社会传播的其他特点。其一，社会传播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又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传受双方表述的内容和采用的方式、习惯等，无不映射着各自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如“严肃音乐”、“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与其说是对音乐形态的称谓，不如说是对形成这种差异的社会关系和阶层的划分；其二，社会传播行为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也就是说，受传者并不是绝对的被动角色，其还可以通过反馈信息来影响传播者。这种反馈虽力度不一，但只要是社会传播，必然是建立在信息的接收――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