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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任意撤销权在赠与合同中适用 　　摘要：我国《合同法》在体现赠与行为的无偿性的同时，为了保护赠与人的利益，规定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用来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但是，这一规定本身的缺陷加上我国赠与行为规定的前后矛盾等结构性失误又构成了另一种不平衡，本文从分析新的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入手，给出了适当的建议，希望纠正我国立法关于赠与行为规定的结构性的失误。 　　关键词：任意撤销权；信赖利益；请求权；公平；平衡 　　收稿日期：2010-09-26 　　作者简介：严雪（1988-），女，广西陆川人，大庆师范学院法学院2007级法学专业学生，研究方向：法律。 　　 　　赠与合同在合同法上享有特殊地位，虽然赠与合同无法增加社会财富，但也有其特殊的社会意义：一则赠与人以一定财产无偿的添加到受赠人财产之中，可以起到平衡分配的作用：二则通过赠与合同，可以沟通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感情，满足对方感情的需要，进而起到融洽社会的气氛，减少社会矛盾的作用。因此我国合同法对赠与合同作了详尽的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合同法对于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不尽完善，忽略了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平衡，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以下这个案例中： 　　甲是某地人，年少时受乙一饭之恩，成年后，经商赚下了一份家业，想到乙对自己的恩惠，便答应乙赠予其人民币10万。而此时乙正准备做服装生意，缺少启动资金。甲赠其的10万元正好解其燃眉之急。于是欣然接受。双方约定与2006年8月1日甲带钱到乙处。于是乙开始联系供货商，以及销售商，和仓库等。并与他们签订合同。没想到，甲回家后后悔了，认为乙没做什么就给他那么多一笔钱，自己太亏了。于是便对乙说：“我只给你一万。”这样一来，乙与供货商等人的合同都无法实现了。合同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乙，要求乙承担违约责任。乙因为利益受损起诉甲。甲主张任意撤销权。 　　这一案例涉及到我国赠与合同中的两个问题，首先、受赠人的请求权因任意撤销而告落空；其次、受赠人因对赠与人的信赖所为的准备活动所受的损害因任意撤销权而无法得到司法救济。这两个问题把矛头直指我国合同法对任意撤销权的规定。 　　一般认为任意撤销权是指在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前，赠与人基于其意思表示而撤回赠与的权利。该撤销权之所以有任意之名，其原因在于对于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而言，在赠与物权利转移前，赠与人无须任何理由，即可撤销。我国《合同法》也在第186条规定了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此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就本案而言，有人认为甲有权行使任意撤销权，理由是此赠与合同不属于法定不可撤销的情况。亦未交付赠与合同的标的物。但上文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无一不是对受赠人利益的侵害也就是所谓的另一种不平衡。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赠与合同的性质入手解决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问题；二是从立法角度入手解决相关问题。 　　一、从赠与合同的性质入手解决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们着重谈论赠与合同的诺成性、实践性；要式与非要式的问题。关于赠与合同的性质问题历来法学界都存在着争议。各国立法也适用不同的立法体例。依照《法国民法》第931、932、933条之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性合同，且为要式合同，对赠与合同作 　　较严格的限定。赠与一经受赠人以合法方式接受，即对赠与人发生约束力，不得随意撤销。德国民法与法国民法相似，也规定赠与合同为要式合同，须经公证方始生效；日本民法典第549规定：“赠与，因当事人一方表示将自己财产无偿给予相对人的意思，相对人受诺，而发生效力。”第550条进一步规定书面赠与合同不得撤销。瑞士和俄罗斯则将赠与合同规定为实践性合同。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一般将赠与合同定性为诺成性合同的会辅以要式合同的规定，如书面、登记等。其余的则是以实践性合同来定性的。《民通意见》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从中可以看出赠与合同在《合同法》颁布之前是实践性合同，即以交付行为为合同生效的要件之一。而我国在此之后制定的合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赠与合同的性质，但是从合同法第185、188、189、195条可以推断出我国合同法是以诺成性合同来为合同定义。这一改变的初衷是为了借合同的约束力来保护受赠人的利益，可上述案件证明了这一规定事与愿违。 　　关于赠与合同要式抑或非要式的问题我国合同法并没有规定。但近代合同法适应市场经济关于交易便捷和安全的双重要求，合同以不要式为原则，仅要求某些特殊合同须采取特定形式。我国《合同法》第10条规定了合同订立的形式，其第二款的反向推理就应该是：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采取书面形式的，合同为非要式。而在合同法分则有关赠与合同的规定中并没有特别规定合同的订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