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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对审判的副作用 　　【摘 要】司法调解也称为法院调解。指的是法院在审判部分民商事、行政案件的过程中的主持调解行为。通过司法调解使一部分案件当事人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调解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基本制度，做好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合法的诉讼权利，以及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社会的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调解；审判；副作用 　　1 调解制度的由来及其作用 　　民事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封建统治的氏族社会环境，民事调解制度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官府对解决各种纠纷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也把调解作为民事司法的一条重要原则，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就形成了以调解为主的，特色的“马锡五审判方式”[1]，20世纪40年代初期，陕甘宁边区创立后，“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了新中国民事审判工作的一种主要方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方针，又提出民事审判工作应当以“调解为主”，不再提“审判为辅”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法院一直遵循着这个方针进行民事审判工作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调解制度正式成为司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高院强调各级法院要以民事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我国民事审判工作都是以调解作为主要方式。后来由于立法机关认为“调解为主”具有不足，以及在审判实践中存在调解与判决的冲突对立的情况。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6条将“调解为主”的方针改为“着重调解”，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应当先行调解，调解无效的，应当及时判决。直到1991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颁布施行时，我国民事调解制度才逐渐体现出现代法治的精髓。1991年《民事诉讼法》（新《民事诉讼法》也依然保留了这一规定）第9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新原则的确立，突出了自愿调解，使得调解原则更加接近法院调解制度的本质；它还否定了“着重调解”，从而修正了调解和判决的关系。 　　2 调解制度对审判的副作用 　　2.1 调解适用法律的随意性对审判的严谨具有副作用 　　法官在调解时适用法律的随意性容易产生惯性和习惯，造成其在审判活动中容易适用法律不严谨，造成司法司法不公平不公正等情况发生。调解协议的达成往往不需要严格适用法律，法官在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时，对法律的适用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与判决中严格适用法律相比，调解时没有那么严格使用法律。调解适用法律的随意性和审判适用法律严谨性的区别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程序法方面，为了保证判决的公平正义，即要保证实体法的公平正义，就必须首先保证程序法的公平正义，因此，判决必须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法定程序进行各项诉讼活动。但是调解则不必按照程序法严格进行，因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调解必须经过哪些步骤，每个步骤需要怎么做，所以调解不需按照程序法严格进行；另一个是实体法方面，无论是在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用，还是法律的适用，判决和调解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判决要求事实必须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而调解则不一定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正确，调解在法律适用上只要不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即可。 　　2.2 法官调解偏好对审判方式的适用具有副作用 　　法官的个人调解偏好易导致重调轻判，对审判方式的适用具有很大的副作用。法官之所以轻审判而偏好调解，从法官个人自身趋利避害的角度看，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规避法律的判断。判决要求法官必须看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这就要求法官自身必须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和素质。因为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不需要法官看清事实、也没有必要援引法律，所以调解为那些专业水平较差、素质一般的法官提供了回避判决的机会。在当今多数法官水平、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法官热衷于采用调解结案方式也不足为奇了。其二，回避监督。调解结案不能上诉是法官偏好调解又一重要原因。如果是一审案件，判决结案方式意味着当事人对判决不服可以上诉，如果二审法院发现该案法官错判，必然会启动“错案追究制度”，将责任追究到法官个人。因此，法官根据人性中的趋利避害原则自然会选择风险较小的调解方式。其三，迎合评比。评比中优秀法官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调解率，其它的指标如：结案率、改判率、上诉率等。调解方式结案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里办更多的案件，调解率、结案率上来了，上诉率就降低了。因此调解制度易导致法官更多的适用调解制度，容易造成法官利用调解规避法律判断、回避监督、免除责任、迎合评比等副作用。 　　2.3 调解腐败具有助长审判腐败的副作用 　　调解制度的设定为法官腐败打开一扇门，而调解腐败则容易蔓延至审判腐败。虽然调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