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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果戈里狂人日记比较研究 　　摘 要：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均是世界文学历史上璀璨的明珠。两部作品既有相通之处，又在谋篇布局、政治背景、思想内涵等方面各具特色。通过两篇《狂人日记》以小见大的文本对读，能够比较探索出中俄两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特点。 　　关键词：《狂人日记》；中俄文学；比较研究 　　引言： 　　关于《狂人日记》的创作，鲁迅有如下说法：“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1] 这一番话，清晰地表明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创作深受到果戈理影响，但细读文本则能够体会到二者的不同特色。 　　一、写实笔法与象征意识 　　在文学史上，两篇《狂人日记》大体上都被认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更偏重于讽刺性、批评性的写实笔法，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则更多了些抽象的象征意味。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长达一万多字，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则十分凝练，仅有数千字而已。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对于人物的刻画、社会风貌的描写、人物心理的细致剖析表现的比较完整；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则着重于狂人心理的剖析，聚焦点比较集中，并未将所有的故事元素交代清楚，具有较强的象征性。 　　果戈理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则是一种“密集型”的喷薄，鲁迅旨在以较短的篇幅和简练的语句塑造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形象，以承载丰富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中俄两篇《狂人日记》中，更是中俄许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差异。如高尔基所说：“俄罗斯文学向来以能够真实反映生活见称，先进的俄罗斯作家在他们的全部历史行程中，对于现实里面一切使俄罗斯人民激动的现象都有过敏性的反应。”[2] 俄国文学注重对社会存在的忠实的刻画，多写实性的描写。而中国文学的象征性传统，则是古来有之。《诗经》以关雎、蒹葭象征爱情，《离骚》以美人香草象征明君贤臣，中国文学往往以某一凝练抽象的形象，来表达无尽的意味，具有极强的解读可能性。[3] 　　二、“个性化”与“人民性” 　　“人民性”作为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一个概念，最早发源于俄国，俄国文学研究家认为，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是最具有人民性的。[4]中国的现代文学乐于师法俄国文学，且中国现代社会动荡、民族危机深重，更是激发了现代文学作家们重视社会、重视人民疾苦，呼吁改革自强的文学诉求。中俄两国的文学均具有较强的“人民性”，但俄国文学相较而言更具有“个性化”的色彩。 　　果戈理塑造的狂人伊万诺维奇有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他是一个九等文官。果戈理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写他，写他见到部长女儿时为了帮她捡手绢而滑了一跤，“差点没把鼻子磕破”；写他幻想自己成为了西班牙皇帝后的种种啼笑皆非的行为；写他在一切幻想崩溃后发出的绝望的呼号……[5] 伊万诺维奇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比较完整的、具象的人物。果戈里对伊万诺维奇的描写刻画，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对社会黑暗的无声控诉，更是一种对个人的命运的关照和思考：人生更大的痛苦是庸俗卑琐、浑浑噩噩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是始终不能够从内心确认自己的身份和价值，从而只能从幻想中得到解脱和满足。在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果戈理表达了一种个人的人生悲哀感。 　　而鲁迅的“狂人”则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他没有名字，身份不明，鲁迅也未对他进行过多的铺陈式的刻画，只是聚焦于他心理上的变化。在谋篇布局上，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每一小段都有具体的日期或是诸如“昼与夜之间”、“鬼知道是什么日子”这样的喃喃自语，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则只摘录了一篇狂人的日记作为典型的创作素材。 　　这种差异在中俄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并不鲜见。俄国文学有一种浓厚的“个人忏悔”的情绪.在极权主义的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俄国作家干预社会、暴露黑暗、与专制政治作斗争的“人民性”逐渐淡化，而将描写的笔触转向个人的世界，而且越是到了晚年，情况越是如此，由此产生了俄国式的“个人主义”文学以表达作家内心深处的“我多余”的感觉。[6] 而反观中国文学，虽不乏写人写事的作品，但大多却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譬如古诗中的种种闺中怨妇的形象，并非是同情妇女命运，而是借其形象隐晦地抒发诗人自己政治失意的苦闷，鲁迅的“狂人”也是一样，目的是振聋发聩、改造国民性，是批判封建礼教，总之不是关切“人的命运”这个本质性的命题，而具有强烈的“人民性”。 　　三、政治批判与文化反思 　　两篇《狂人日记》的创作背景均是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