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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伤逝一种解读 　　内容摘要：个人经验是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各种积累的最终结果。它根植于心，显现于行。从鲁迅生活的时代观念与婚姻、经济职业与婚姻和爱情与婚姻三个部分出发，再将《伤逝》中“爱情的开始――产生‘隔膜’――婚姻失败”代入鲁迅现实生活并进行异同类比，可以发现鲁迅和许广平较《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而言他们是成功的。在成功的背后不难看出鲁迅当时思考的深入。他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伤逝》，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当下青年人的婚恋都具有借鉴和警醒意义。 　　关键词：鲁迅 《伤逝》 个人经验 文本创作 　　《伤逝》是鲁迅创作的唯一一篇爱情小说。小说的唯一性和多义性，引发了学界解读它的兴趣。目前学界解读它的角度有许多种，诸如女性主义、男权主义、爱情悲剧和叙事话语等，都挖掘分析得比较充分，而对鲁迅的现实生活，尤其是与文本创作相关的作家个人经验较少重视，只有朱崇科《鲁迅作品中的“兄弟失和”纠结及其超克――以〈伤逝〉为中心》、陈留生《〈伤逝〉创作动因新探》、耿庆伟《〈伤逝〉创作目的的一种解读》、于良红《从〈伤逝〉与〈腊月〉探究鲁迅与许广平的婚恋情感》、邝利芬《重探鲁迅小说〈伤逝〉的立意》。而“重视亲身在生活中的体验，在体验中获得独特的感受，发现前人所未发现或未感知的东西，然后进行创作，这是‘五四’小说作家不同于传统小说作家的一个突出的创作心理。[1]”将作家鲁迅的个人经验与文本相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经验’这个看似简单的词语中，所包含的内容，至少涉及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经历或遭遇；其二是不同的主体对这种经历和遭遇所产生的一系列反映。[2]”但“经验和遭遇本身不过是某种反映的材料和契机而已。[3]”以作家的个人经验为契机来探析作家创作的真实意图也是解读《伤逝》的一个角度。《伤逝》是鲁迅创作的唯一一篇关于知识分子婚恋思考的小说。其创作时间为1925年10月21日。此时的鲁迅和许广平正处于热恋期。鲁迅自身爱情的降临必然会影响到他在作品中对爱情的思考。 　　一.社会文化观念与婚姻 　　人是社会性群居动物，个体永远无法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婚姻是联系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并需要一定的婚姻制度来维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婚姻制度，而每个婚姻制度的产生都深受当时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同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观念。个人婚姻与社会文化观念息息相关。探寻《伤逝》的婚恋故事从鲁迅创作《伤逝》其时的婚姻状态出发无疑是合适的。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完全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旧婚俗模式。对于鲁迅而言，他对朱安只有赡养的义务，他曾和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地供养她。[4]”他二人只是形式上的夫妻关系，两人的婚姻属于无爱无性的婚姻。朱正在谈到鲁迅的这次婚事是这样说的，“关于这次的婚事，我们知道的情况极少，只知道是以不幸始，以不幸终。[5]”仅仅是和朱安的婚姻经历并不足以使鲁迅写出《伤逝》这样的文章来。而且《伤逝》的发表日期和发表状态也非常值得关注。把他与许广平的恋爱故事和《伤逝》中的恋爱故事联系起来更为合理。 　　鲁迅时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员，许广平为女师大的学生，两人按说是师生关系。两人通信日久互生情愫，他们的关系从师生演变成了恋人。师生成为恋人倒不是主要，重点在于鲁迅的家中还有夫人朱安。如果鲁迅和许广平继续留在北京，那么他们的处境就会很艰难。一方面，自己明媒正娶的夫人朱安在北京，如果鲁迅在北京和许广平结合，那么朱安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旧社会、旧习俗时时压着鲁迅和许广平，这样一来许广平就属于“妾”的地位，这不是鲁迅所希望的；另一方面，朱安自嫁给鲁迅后就一直尽心尽力服侍鲁迅之母鲁瑞，一旦鲁迅和许广平结合，必然要得到母亲的首肯，如果母亲坚决维护朱安，那么作为孝子的鲁迅就会让自己和爱人许广平落入尴尬境地；最后，除了母亲和朱安之外还有亲友、学生和论敌的存在，北京当时的黑暗社会环境是无法让鲁迅和许广平好好同居的。在前面诸多原因之外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因：他想保护朱安。那时如果选择和许广平公开结合，朱安必定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直到去往上海那个海纳百川的国际大都市，两人才开始了正式的同居。在上海期间虽然也有许多流言和攻击，但两人都选择了无视。 　　《伤逝》创作年份是1925年，处于“五四”落潮期。这时的社会正处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青年们急于打破旧传统的统治模式并亟待个性解放来解放自我。在当时社会传统思想在大众的接受层仍占统治地位。在中国传统的婚俗中，男婚女嫁是要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基础上。《孟子?滕文公下》有言“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伤逝》中子君与涓生的自由恋爱和同居，与上面情形相类似且更甚。由此，便种下了毁灭的种子。在世人眼里，涓生和子君的各种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