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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理论和实践关系略论 　　大家都知道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实践需要理论指导，理论又来源于实践，这就需要人们在生活中有两种眼光，即感性的和理性的眼光。语文教育发展同样需要这种视野。从语文独立设科至今，百多年来，语文发展一直以感性的和理性的眼光，走在法规层面、实践实验层面和理论层面的建设上。理论虽然抽象，但它来自实践的总结，理论的认定和修改也来自对具体实例的分析，泛泛而谈的理论是空洞的。语文教师如果具有这两种眼光，他将是教育工作的创新者。 　　语文教育是一个类概念，语文教育理论就是研究语文教育原理性的问题，它必须是高度抽象和高度概括的。下面，随机选取三个实验个案，具体看看语文教育理论和语文教育实践是如何相生相长的。 　　 　　一、廖世承教育科学实验 　　 　　廖世承（1892年6月――1970年10月），我国近代教育实验的开拓者，著名现代教育家、心理学家。他从清华毕业赴美留学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在勃朗大学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后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回国。扎根教育51年中，几乎都是多种角色集于一身，既是大学校长，又是附中校长；既是大学教授，又是附中教育实验的主持者。在大学，他教授中等教育、教育心理学、测验与统计等课程，在中学他先后以三个附中――东南大学附中、光华大学附中、国立师范学院附中为实验与实践的基地，在理论文本与实验实践互动中，结合国情进行了一系列中等教育的改革实验，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影响深远的辉煌篇章。 　　20世纪20年代的学制改革中，东大附中的“三三”制实验以其开创性和实效性影响于世。实验在全面发展教育理念下，将宏观的体制改革与微观领域的改革联系起来，使课程教材成为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课程设置以“合于升学，合于谋生，适应社会需要”为宗旨。课程结构新颖，实行分科制，设职业科与普通科。课程形态丰富，改单科制为选科制(读毕了必修科，可以选读选修课)。教材切近生活，以应用为归。课程评价利于学生发展，破除学年制，以能力分组，采用学科升班，实行学分制(学生读毕了学分，达到了主要科目的最低限度，就给毕业)。毕业年限有两年的弹性(或五年毕业，或七年毕业)。课程活动中实行指导制，学生受益与个人指导，选课指导，教育指导，职业指导，培养了选择能力和发现自我的能力。实验在鉴别个性、适应个性、时间经济、增加教育效率、增加中学人数、衔接密切等方面成效卓著。光华大学附中通过实验成了全国的模范中学。国师附中应抗战急需，实验“五年一贯制”，其效果是殊途同归，成为培养优秀师资的摇篮。 　　20世纪20年代，测验处于草创阶段。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开设《测验课程》，成为我国正式应用心理科学测验的开始。在儿童心理测验和汉字研究的基础上，他俩合著，1921年出版《智力测验法》，1925年出版《测验概要》，推动了测验的科学化和本土化的研究。他创立的“廖氏的团体测验”享誉国内外。 　　国文改革很超前，认为社会的组织愈复杂，人群的交际愈密切，用“口”发表的机会也愈多。为此，国文教师可使学生在班上演说，练习口头发表，或在台上表演。除了书本以外，还要通过团体的课外活动为学生打下“立身行事”的基础，尽“教”的工夫，尽“育”的责任。开展辩论会，练敏捷，练社交。其正方和反方的辩论方法延续至今，三角式的辩论方法可供今天借鉴。办周刊与国文科结合，使周刊成为学生练习用文字发表思想的阵地，成为形成良好校风的喉舌。自编的刊物多种，皆为课余之练习。举行全校国语比赛。组织文学研究会、戏曲研究会。话剧在学校占有重要地位，认为话剧可以补助语文的练习，增加个人的经费，可以联络各科的教材。对话剧研究社的活动，师生兴趣素来不坏。 　　 　　二、道尔顿制实验室计划 　　 　　道尔顿制，1922年传入中国，中国公学附设吴凇中学舒新城于当年10月在国文及社会常识两科率先试验此制。《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先后推出《道尔顿制专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定试验此制，试验学校达百余所。试验的5年间，发展呈波浪起伏状，1926年后，终因财力和师资的滞后，仅有个别学校坚持实验。尽管如此，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具有精密研究的价值。 　　道尔顿制实验室计划，简称道尔顿制，是教学的一种组织形式和方法，为美国柏克赫斯特所创建。她以美国的道尔顿城一中学命名。该实验大体运用了蒙台梭利和杜威的教育理论。实验的目的是改善学校生活，使各类学生有均等的机会发展个性。它的原则是自由；学校即社会；知而后行。如此以儿童为本位，意在使学生对教育负担责任，感觉兴味。实施中，教室改作实验室。实验室就是知识的工作场，即生活场。实验室有“月约”、“周约”、“日约”三种“公约”：“月约”，给学生以概略的观念；“周约”，给学生博采旁收那些造成这个中心观念的种种材料；学生按前两“约”在实验室作业，作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