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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视角转向及启示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逐渐发生转向，即在多元化视角基础上，以文化学转向为主流，由宏观思维向微观思维的转向。这一转向拓展了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视野，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历史理论，对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 多元化转向 文化学转向 微观转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6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诞生、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导致了生产结构、阶级结构的一系列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经济危机频繁、政治动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的精神世界迷茫、价值虚无。为此，后现代主义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对当前新的历史境遇进行了阐释。 　　视角的多元化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总体趋势 　　后现代主义者在认识论上赞成尼采的视角主义，提倡视角的多元化与差异化，反对研究任何事物一元化、绝对化和权威化，认为对世界的任何解释都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标准，应该运用多视角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实施的全面无意识监控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阐释。 　　米歇尔?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从癫狂、临床医学、现代规诫和性等不同视角对现代性的话语与制度及其对人们实行的规训和惩戒方式进行了描述。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对17世纪时法国总医院的建立及比塞特尔收容院带镣囚禁者解放事件的考察，认为这里的疯癫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统治者根据西方的理性文化通过否定性机制实现对非理性的控制，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理性对人们的监控已经不仅仅是在军队和生产领域，而是渗透到医院、监狱、学校、家庭等几乎各个日常生活领域①。统治阶级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隐秘的、复杂的、地下监禁机制在这些领域中树立自己的话语霸权，从而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控制。 　　吉尔?德勒兹运用迥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未来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一切都要通过交换进行，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正是“资本主义消解了前现代世界的联盟和依附关系，扫清了限制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过对前现代世界‘犬儒式’的去圣化，因而极大地扩展了‘解码’过程”②。这种革命性使得资本主义冲破了以往社会的编码，社会生产、市场和资本积聚的膨胀，带来了财富的疯狂增长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将它们‘再辖域化’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以一种‘极端严格的通则’取代了质性符码，从而量化地管理和控制所有的‘被解码’之流”③。这就导致在充满人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为人们带来所希望的幸福和自由，而是被更隐秘的辖域化和控制。因此，德勒兹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压抑，挖掘新的革命主力，并试图将现代社会引向自由的游牧部落式社会―一个人们可以摆脱一切法律、制度、国家规则的束缚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一个没有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且平滑、无规则、无中心的开放空间。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空间中纵横驰骋，他们形象地称之为“千高原”。 　　视角的文化学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主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化，文化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生活当中，小说、诗歌、戏剧、广告等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社会运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切都是文化的，一切都被冠之以文化的标志。社会的政治问题亦成为了文化问题，正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开始“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④，更多地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发展的原因及归宿。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通过分析19世纪欧洲主要历史哲学家的著作，确定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确定用来证明史学思想的可能理论。海登?怀特抹煞了文学与史学的界限，认为在历史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本质是语言学的深层次结构性内容。这些结构性内容通过四种主要的诗性话语模式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加以描述，并预构历史领域，说明该领域“实际发生了什么”。海登?怀特认为，“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历史已经逝去，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重复物理事件一样再现和复原，人们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东西来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