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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实证的研究 　　摘要：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1981-2011年贵州省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实证表明人均GDP、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公路和铁路建设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贵州高校毕业生大多流向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或周边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所以其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对贵州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了推动贵州城镇化水平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7 　　一、引言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不但具有聚集功能和规模效益，还能向周边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进行辐射，带动郊区、农村一起发展。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据国务院研究中心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按现有城镇化速度，社会消费总水平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级上升到20万亿元级，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会维持20年。由此可见城镇化在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解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李克强总理也指出，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是城镇化，它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1.27%，但贵州的城镇化率只有34.96%，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6个百分点，位于全国倒数第二。2008年6月，由国家统计局正式印发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国统字[2008]77号）中指出，在小康标准的经济发展指标中城镇化率不得低于60%。“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贵州必须要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才能在2020年实现全面同步小康社会。因此，本文将研究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加快贵州城镇化建设的措施。 　　二、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城镇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的转化，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等。城镇化在国外也称为“城市化”，但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外国的城市化不同，必须注重发展小城镇，为了显示这种与外国的差别，很多中国学者主张使用“城镇化”一词，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并被广泛采用。 　　关于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做了一些研究，但由于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不同，研究的结果也往往不同。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影响 　　赵金华等（2009）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各省（区）1990-2005年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城镇化水平高的省 （区）影响更显著[1]。苏素、贺娅萍（2010）运用面板协整对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2]。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H1：经济发展水平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二）产业结构及其影响 　　随着第一产业比例下降，二、三产业比例上升，城镇化水平就会相应提高。张科举、杨欢（2008）通过对2001-2005年各省数据的年度分析，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三产业结构对地区城镇化差异的影响非常显著[3]。苏素、贺娅萍（2010）认为产业结构（农业化率）与城镇化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随着农业化率的降低，城镇化率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2]。储金龙等（2010）利用因子分析模型分析了安徽省2008年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都是城镇化率的影响因子[4]。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H2：非农产业占GDP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三）就业结构及其影响 　　赵金华（2009） 采用面板数据对1990-2005年各类型省（区）的城镇化影响因素及其差异分析，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对城镇化水平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对各省（区）的城镇化影响都大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对城镇化的影响作用[1]。刘爱英、姚丽芬（2011）利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整模型和Granger 因果检验理论，对中国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是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第一、二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就业规模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城镇化建设[5]。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H3：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