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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民族关系：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思考 对话人： 赵学义中国民族报顾问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 发展的目标：为了建立更和谐的社会 赵学义：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凸现， 如最近几年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频发，己成为危害社会稳 定的一个重要现象。对这些群体性事件，你怎么看？ 杨圣敏：就民族地区出现的群体性事件而言，一类是 政治性的问题，如分裂势力的挑拨和影响；一类是经济利 益问题；还有一类是社会综合性问题。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不是分裂活动是否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问题在于， 如果他们不能煽动起一部分群众，就不会有什么力量。所 以我们讨论的是分裂活动为什么会在群众中产生煽动性的 影响？在民族地区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土壤是什么？ 在总结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时，大家往往会提 到，在人均收入10 00美元到3000美元时，往往是社会矛 盾的高发期。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情况在中国 也有所表现，主要体现为由于经济迅速发展所引起的新的 社会矛盾。高速度发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衡而新的社会 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无数好处：生产发展了，物质丰 富了，收入增加了，物质生活改善了但同时它造成的 富了，收入增加了，物质生活改善了 但同时它造成的 各种社会问题就隐藏在这些好处之中。当问题积累到一定 程度时，作为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副产品__社会成本就显 示出来了。这个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环境的成本 二是自然环境的成本。这两种环境遭到了过快的改变和破 坏。 赵学义：改革开放3 0多年来，国家在经济社会方面的 变化是向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转变。 这种转变带来的是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迁。是不是只 有变迁到一定程度，东部地区和西部民族地区之间某些深 层结构的差异才能显露出来？ 杨圣敏：近30年来，中国的民族地区由于自身的特点 和国家政策的推动，呈现出两个阶段性变化，即前20年与 内地差距拉大时期和近10年的快速发展时期。 政府的发展战略是按照东、中、西的顺序展开的，首 先得到快速发展的是东部地区，接着是中部地区，这是改 革开放前20年的特点。这一时期，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 地区的现代化差距拉大了。就发展水平而言，中国出现了 东、中、西3个明显的梯次，即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和 欠发达地区，这3个地区也分别对应着汉族地区、各民族杂 居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 最近的10年，是民族地区加速发展的时期，它开始于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这10年 中，在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到9%的情况下，新疆、 内蒙古、广西等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己经连续几年保持 在两位数。从这10年来看，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已经赶上 甚至超过其他地区。这本来是好事，但也存在隐忧。分析 这些地区发展增速的原因就会发现，这些地区的发展主要 是一种资源开发型的发展，是一种外部拉动的发展。其特 点是人力资源特别是技术资源主要依靠内地，资金也主要 来自中央、央企和发达地区的投入。同时，特别值得关注 的一个情况是，部分民族地区内部的社会平衡被打破了。 资源开发型发展的特点是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开发利 用，其结果是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改变，这就造成了对当 地少数民族传统农牧业生产环境的冲击。受到冲击的农牧 民囿于资金、技术、社会观念和语言等方面的局限，没有 及时改变其生产方式，对开发的参与程度较低，这也导致 资源开发型发展对当地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带动不够。 比如新疆的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一个明显影响是 水的缺乏。我对新疆吐鲁番地区进行了连续20多年的追踪 调查，当地农业灌溉所用的坎儿井在上世纪80年代有 10⑻多条，现在大多己经干涸。在传统的牧业区，很多旅 游区的开发占用了大量牧场，使得一些牧民面临被迫改行 的命运，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不具备改行所需要的经 验、技术、知识和资金。于是社会差距在这些民族地区拉 大了。 发展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有更多的经济收入， 而是要建立更和谐的社会，但更和谐的社会不一定是更富 裕的社会。 以我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调查为例：该 县自然环境恶劣，是新疆人均收入最低的县，也是中国最 贫穷的县之一。但是通过在当地的调查我却惊讶地发现， 该县已经保持了 5 0年无刑事犯罪的记录，最近10年来， 它仍然是新疆犯罪率最低的县，还是新疆民族团结模范县 同时，该县塔吉克族人口的人均寿命明显高于其他收入较 高的邻近县。 民族地区过去大多是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 但经济上“穷”，社会未必就不和谐。贫穷与不和谐没有直 接的相关性。当然，普遍贫穷的低层次的“和谐社会”，需 要逐渐向高层次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发展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