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文人法律思想剖析.docVIP

中唐文人法律思想剖析 　　摘要：以韩愈、柳宗元和白居易三人为代表的中唐文人，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在“一准乎礼”的社会背景下，对法律的起源和作用、刑事审判的实体和程序、法律中的民本因素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虽然得到的结论各异，法律思想也屡屡发生碰撞，但这种争论对缓和社会矛盾，延续唐王朝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带动了唐律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柳宗元和白居易的法律思想中，一些朴素的唯物观和民主观对后世法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中唐；文人；法律思想 　　中图分类号：DF082（2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4）12-0108-02 　　唐代法律的发展使之成为中华法系的杰出代表。唐代首次在成文法中系统地阐述了礼教与法律的关系，并将此作为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准则[1]。如《唐律疏议》首篇《名例律》，明确了“礼”是确定法律一般原则、罪名及刑罚尺度的主要依据。其类似总则的地位，对其他十一律的内容起到了指导和制约作用。“律疏”也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将封建社会“伦理纲常治世”的思想充分体现出来。这一时期的法律不仅继承发展了“礼法并用”的法律思想，而且社会各阶层都为了找到一个能使礼和法进行最优化组合的思想平台，一直在努力探索，文人团体尤为明显。 　　文史学家通常根据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将唐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将公元756―824年，即唐肃宗至德元年至唐穆宗长庆四年这一历史阶段称为中唐。本文在采用这种分段法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文人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思想进行观察。笔者认为，这一时期面对“安史之乱”后国家形势的重大改变，以韩愈、柳宗元和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文人，在对已成体系的唐律进行观察的基础上，针对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现实情况，为挽救唐王朝的衰败之势，提出“匡救时艰、改革弊政”的主张。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更加务实的社会管理态度，去认识和思考法律的本质和前途，礼与法的关系以及法律在构建正常的管理关系过程中，度的把握等问题，从而形成了各自观点鲜明的法律思想。 　　一、关于法律的起源 　　在法律起源问题上，韩愈认为是顺应天意，由“圣人制刑”。“为之刑，以除其强梗。”[HT6]（《韩昌犁文集?原道》）[HT5”]道统论作为韩愈的法律思想的指导，明确了法律是“道”的体现，源于圣人的意识和行为。尧、舜、禹类的思想深远、道德高尚、善良淳朴的圣人，能够为民之师，授民以道。他们顺应天意，制定出了“礼乐刑政”，使人民免于纷争，社会秩序有了保证。为了增强法律的威慑力，韩愈继承和发展了商代以来的神权法的思想，宣扬“天刑”说，给法律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这种唯心的、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儒家学者比较狭隘的历史观。 　　而柳宗元则认为，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通过《时令论》和《断刑论》批判了“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等强行将自然现象和司法行为画等号的“以时行刑”的谬论。他认为，法律是在一定条件的推动下，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将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所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焉……”[HT6]（《柳河东集?封建论》）[HT5”]柳宗元认为，法律的出现并不是天意，而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势”而产生的。尽管他这种认为法律是理断曲直需要的法律起源论，其认知角度是一种道德史观，其阐述并不科学，但这种客观的社会论思想正面撞击了自夏以来的“君权神授”的神权论，以及“圣人制刑”的英雄论思想，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白居易则没有更多地去纠结和思考法律产生的原因或环境，将观察重点更多地放在了法律的现实表现上，这与他就现实而创作的文学思想相若。但从他的“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则雄之?S之以刑……”表述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对法律产生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法律因统治需要而产生，是使人尊礼，维护统治秩序的途径。当然他不可能认识到法律产生的阶级前提，只是认为其是维护皇权的必然手段。 　　三人的法律起源观点，代表了当时三种法律认知体系，虽然柳宗元和白居易都认识到了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但均未超脱历史观念的束缚，没有意识到法律与国家、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是更多地从社会规范需求方面来解释法律的产生，比较片面。 　　二、关于法律和礼之间的关系 　　法和礼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中唐文人争论的重点，也是三人法律思想的核心部分。 　　韩愈以儒家“道统论”的代表人物，完全继承了儒家“德礼为先，辅以政刑”的主张。他虽然重视刑罚的作用，但认为只有在德礼教化失去作用时方使用刑罚。当法律和传统礼义发生冲突时，韩愈认为礼的思想应超越法律思想而存在。例如韩愈《复仇状》中关于梁悦复仇案的基本观点为，礼与法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