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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行政化问题的对策思考 　　摘要：中国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其核心又指向教育行政权力太大的问题。教育行政权力应该有其边界，主要包括法制边界、专业边界和价值边界。由于法制不完善、教育行政体制缺陷以及公众参与决策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中国教育行政权力很容易逾越法制边界、专业边界和价值边界。为此，需要完善教育法制，改革教育行政体制，增强教育行政的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 　　关键词：教育行政；教育法制；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1-0059-06 　　中国教育问题长期受到社会的强烈关注。而对中国教育种种问题之分析，又都越来越集中指向一个焦点――教育行政化问题。教育行政化问题的实质是教育行政权力没有正确履行自身职责，教育行政权力越位或缺位问题严重，教育行政权力滥用问题突出。一方面，“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f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absolutelvlfl；另一方面，“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只要是权力，人们都有滥用它的偏好和内在冲动。这是因为滥用权力能获得实实在在的额外利益，也是人性使然。所以，探索束缚教育行政权力的机制，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为了让教育行政权力遵守权力的边界，我们必须在完善法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教育行政化问题的特殊背景，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推进教育行政立法民主化 　　行政立法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活动及其结果。行政立法包括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行政立法的优点是：专业性、技术性、灵活性、具体性，能满足应付紧急情况的需要。行政立法的缺点是：行政立法相当混乱、良莠不齐，立法人员的素质、立法技术、立法程序、立法效果等问题颇多，部门保护主义及地方保护主义泛滥，越权立法、无权立法、以法争权、以法争利的现象普遍存在。有些行政立法甚至侵犯到公民的权利乃至基本权利，如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言论自由，侵犯公民的平等权、财产权、受教育权、工作权、结社权等。 　　从古典宪政理论出发，行政立法的扩张会肆意侵犯公民的权利。“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做后盾，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力。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最高权力，法律就不能具有其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即社会的同意。除非基于他们所授予的权威，没有人能享有对社会制定法律的权力。”当立法权与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个法律。” 　　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降低教育行政立法存在的风险：一是限制教育行政立法，二是探索教育行政立法民主化。 　　在限制教育行政立法方面，结合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让权力机关即人大教育委员会来承担更多的教育立法可能更合适。也就是说，尽可能减少教育行政立法，在权力机关难以承担更多立法任务的情况下，可以让权力机关的教育委员会承担一些教育行政立法工作。权力机关的教育委员会毕竟具有一套民主的机制，更有利于开展立法工作。 　　有些教育法制必须由行政机关承担的，则应探索教育行政立法民主化。以前行政不讲求民主，在“行政立法”、“行政自由裁量”等行政权限空间里面，主要是靠行政权领导人的良心和伦理来决定公共利益的维系。但在信息社会，人们信息沟通和意志表达的渠道很便捷，“行政民主”的理念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 　　要加强行政立法过程的民主化，特别要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和公平得到最大程度体现的现代社会里，凡涉及全体公民利益、公共秩序的法律，都是全体公民共同意志以及机会均等地表达各自意志的产物；凡是涉及部分公民利益、某领域秩序的法律，也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利益以及机会均等地表达各自意志的产物。 　　至于公民如何参与行政立法，如何表达意志，则是一个不断实践和探索的过程。笔者在此比较期待的是由民间组织提出法律草案的模式。当前，中国的立法经常陷入“部门利益”的困局，民众的声音难以得到有效的传递。之所以形成这个困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立法过程基本上是封闭的，从法律草案的起草、审议到表决，都是在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内部封闭运行，民众的声音难以传递进去。为此，我们需要构建有效的民众参与机制，其中的核心环节是法律草案的起草。我们可以在教育行政立法过程中建立“民间组织起草法律草案”的机制，教育行政部门不得组织起草法律草案。民间组织起草的法律草案在达到某些标准后可以直接送立法机关进行审议和表决。 　　二、构建理性官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