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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的演进看中国金融治理的选择 一、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的演进 　　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传统西方监管理论通常围绕为什么要实施监管、如何监管才能达到最优效果这些问题展开。20世纪80年代初，金融理论基本形成了三大类监管理论：公共利益监管理论、监管经济理论以及监管辩证理论。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公共利益监管理论认为，政府的监管主要是针对低效率的市场行为及过程，监管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并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公共利益监管理论也不断遭受各种监管理论的批评和质疑，例如监管经济论、寻租理论、监管失灵论、俘获论等多种监管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以利益集团理论为研究核心的监管理论体系。在这一系列监管理论中，以乔治?斯蒂格勒为代表的监管理论认为政府监管并没有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他运用供求规律阐释了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 形成了管制供求理论。此后，诸多学者通过研究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 总结出了金融监管的动态发展进程。爱德华?凯恩从动态的角度解释了金融监管问题，他认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动态变化的辩证关系，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逃避金融监管）之间、金融监管改革（加强金融管制）与金融创新之间，呈现一个动态博弈过程。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伴随金融的全球化、自由化及其创新浪潮，金融监管体系越来越不能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金融监管理论也更注重金融治理的实践性，形成了功能监管理论、激励监管理论、资本监管理论以及市场纪律监管理论等。这一时期的监管理论追求可操作性，也避免强调“国家”与“市场”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追求政府与市场合作下金融监管的协调发展。例如，理论界的研究重点转向银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及资本监管改进等方面，大家普遍认识到了加强市场纪律对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作用，对如何运用市场约束改造传统监管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随着21世纪初监管的松懈以及金融创新的再度高歌猛进，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监管理论界也重新审视了以往监管理论在金融风险认识、风险测度、监管模式和监管政策等方面的不足。后危机时代的监管理论开始认识到仅仅依靠个体机构的稳健不足以有效控制总体的金融风险，系统性风险测度相较于微观领域同样重要，还有多元的综合化监管模式的必要性以及监管上宏观审慎的重要性。由此，相关理论开始在金融风险的认识、风险测度、监管模式和监管政策4个方面，有了较大进展。 　　综合西方监管理论的发展与演进，可以看出西方金融监管理论往往滞后于现实实践。西方金融监管理论无法解决西方金融危机的发生，对金融监管行为和金融监管体系的认识和把控，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后危机时代西方金融监管的治理路径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的金融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向。世界各国都重新审视了各自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了金融监管；除本国国内的监管体系以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试图重新建构、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 　　美国的次贷危机起因于过度的金融创新和自由化。过度膨胀的金融证券化催生了如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债务担保债券（CDO）以及信用违约互换（CDS）等金融衍生产品无节制的创新和泛滥，带来了金融市场的无序与混乱；金融监管缺失则进一步放大了金融证券化的泛滥及其带来的风险。高效的金融创新与低效的金融监管相互作用，使美国金融系统积累起巨大风险，最终引发了危机。危机后，美国政府立刻出台了构建金融监管结构的蓝图以及金融改革白皮书，最终在2010年正式通?^了《多得?弗兰克法案》及其众多配套性规定，成立了一系列监管机构和组织，几乎强化了所有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 　　欧盟在金融危机后，加速了对金融监管体制、泛欧金融监管体系以及欧洲金融市场的整合。2010 年9 月，欧洲议会通过了新的金融监管法案。从2011年1月起，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欧洲银行业监管局、欧洲证券和市场监管局及欧洲保险和养老金监管局4家欧盟监管机构宣告成立，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强化了对金融体系的监管。随着金融危机后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欧盟就设立欧洲单一监管机制达成一致意见，欧洲央行成为最高级的金融监管机构，统管各成员国分立监管的体系，负责发放金融机构牌照，并确保银行的资本、杠杆比率和流动性符合要求。 　　次贷危机尽管对日本经济增长冲击较大，但对日本金融体系的冲击较小。由于日本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直专注于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工作，银行经营主要强调稳健而非盈利，因此与欧美相比，银行系统的直接损失较小。此外，日本的保险公司也较少涉及证券化资产，整个保险业经营较为稳健。次贷危机发生后，日本也加快了金融监管改革的步伐，日本议会、政府以及金融厅通过以“增强日本金融市场竞争力”和“改进金融监管”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促进日本的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