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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单行民事非讼程序法建议与思考 　　摘 要：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由于传统理念的影响，导致了现行程序立法上的简单化和单一化，表现之一即是解决争讼案件与非讼案件程序上的合一。然而，非讼案件与争讼案件的不同特点，以及解决纠纷程序机制的不同，又从客观上提出了制定单独的《民事非讼程序法》的现实要求。对于我国《民事非讼程序法》的制定，应当在充分考虑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非讼纠纷大量出现的现实情况，以及解决社会非讼纠纷实际需要的基础上进行。 　　关键词：非讼案件；程序特点；特定类型；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民事诉讼程序，以发现真实、推进诉讼进程和保障裁判公正、经济、迅速为目标，要实现或接近这一目标，就要求在立法体例上根据民事纠纷的不同特点和司法救济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的程序制度。这是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程序法制构建中普遍遵循的原则。从这一通行原则和规则适用的角度上看，我国现行立法在有关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上是有缺陷的。其缺陷不仅在于有关民事诉讼程序构建的指导思想上，长期以来坚持“大一统”的程序设置理念，而且在立法体例上也十分的简陋和单一，缺乏程序设置上必要的针对性，更谈不程序设置上的特定化和类型化。而这一问题较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有关解决争讼案件与非讼案件程序立法体例上的合一。 　　 　　一 　　 　　按照祖国大陆学者的通行观点，“非讼案件是指利害关系人或起诉人在没有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请求法院确认某种事实和权利是否存在，从而引起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案件。”[1]我国台湾学者张子波认为：“非讼事件，乃为预防私权将来发生损害，而于私权之发生、变更、消灭为必要措施之一种程序，抑即关系人声请或请求法院为一定之行为，命相对人为一定之行为不行为、或忍受一定行为是也。”[2]在法国民事诉讼中，对于“法官受理的诉讼请求中没有争议，但法律要求依据案件的性质或申请人的资格，此种诉讼请求应受法官监督时，以非讼案件裁判之。”[3] 　　非讼案件与争讼案件最为本质的区别在于，争讼案件是存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且对民事权益的实体事项存在争执的案件；而非讼案件通常没有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及实体争议。即一个涉及民事权益争议；另一个不涉及民事权益争议；同时，前者的诉讼目的在于请求法院解决争议，后者的诉讼目的却是请求法院确认某项事实或某项权利。这两种案件中，由于法院适用审判权力的前提条件、裁判所要达到的目标和追求的实际社会效果不同，不仅两种程序设置的价值取向不同，所以，程序设置的基本原理和法理也有所不同。 　　从大陆法系各国有关非讼程序的立法规定来看，基于非讼程序在当事人、诉讼的对抗性和需要解决事项的特殊性，以及经济性、迅速性上的考虑，各国在有关非讼程序的设置上，都无不遵循着下述有别于争讼程序设置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职权探知主义 　　所谓“职权探知主义”，是指法院裁判所依据的事实、证据，由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不受当事人所提交诉讼资料、证据限制之主义。这一理念不仅与争讼程序中通常采用的辩论主义是对立的，而且从基本原理的角度上看，也是非讼程序与争讼程序在裁判依据及其事实确定上最主要的区别。按照国外诉讼法学理上的观点，职权探知主义有三大特点：第一，诉讼中未经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法院亦可以采纳，并可以将其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第二，诉讼中当事人之间不争执的事实，即当事人之间的自认，对法院没有约束力；第三，对于当事人未声明和提出的诉讼资料、证据，法院可依职权进行调查。即法院不受当事人事实主张和提出诉讼资料的限制，可以超越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和提交诉讼资料、证据的范围，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4]。 　　就国外非讼程序的设置而言，可以说世界各国各地区在非讼程序的立法上都无不遵循着这一基本原理。例如，《日本非讼案件程序法》第11条规定：“法院以职权探知事实，并认为必要时调查证据。”[5]《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26条规定：“法官得以与其受理的案件有关的全部事实为其裁判决定之依据，其中包括可能未经提出与援引的事实。”第27条规定：“法官得进行，甚至依职权进行一切有益的调查。法官有权不经任何手续自行听取有可能对其说明事实真相的任何人的意见，以及听取利益有可能受到裁判决定影响的人的意见。”[3]8我国台湾的《非讼事件法》第32条第1项也规定：“法院应依职权调查事实及必要之证据。”[6] 　　 　　(二)程序特定主义 　　所谓“程序特定主义”，是指非讼程序的设定以非讼纠纷的类型为前提，纠纷的类型不同，适用的具体程序就不同。在非讼程序中，不同种类的非讼纠纷只能适用一种特定构造的程序。换言之，从程序设置基本原理的角度看，非讼程序与争讼程序设置的基本原理是不相同的。争讼程序在设置上采用的是单一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