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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现代建构 　　以文学的深刻反省方式书写历史本质内涵，以丰富多彩的创作实践完成重寻历史之根、重铸民族之魂的根本任务，是当下历史文学创作日益凸显的重大问题。 　　 是否有利于国家、民族、人民根本利益这一判断标准，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历史价值判断。历史文学创作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才算得上真正挖掘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激活历史，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以开放的胸襟建构历史文学的核心价值与精神本质，才达成了文学的真境界、高品位。 　　文化的冲突、对话、交流、融合，已经成为今后历史文学创作新的生长点。惟其如此，传统文化的菁华才能在中/西、传统/现代的冲突下再次激活，为当下价值建构提供有效成分。 　　谁是历史的主体？写那么平凡的人，不那么美好的人，将民间普通人视为历史的主体，将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进一步推进到人的历史，实际上扩大了历史文学的书写范围，繁荣了历史文学的艺术手法，最终扩大了历史的整体观念。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体制的深刻转型，文化、观念、价值、信仰也发生迅疾的分化，呈现出开放的、多样化的态势。开放的多样文化价值观一方面打破了诸种束缚，作为审定“价值”的历史叙述也获得了全面繁荣，历史文学的创作实践十分活跃：小说、话剧、影视等历史题材创作全面繁荣，产生了一大批名篇佳作；学术界也对历史文学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甚至大众传媒、网络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历史热。另一方面，在历史文学毋庸置疑的繁荣背后，则是各种价值、观念、信仰、意识形态杂然纷呈的状态：产生了诸如恶搞、戏拟、歪说、闲话历史，以大众文化的消费需求瓦解历史的庄严，受利益驱动而歪曲历史，表现出娱乐化的历史游戏态度与历史价值的虚无主义、悲观心理。这无疑不利于社会主义良性文化生态的营造，与社会核心精神相悖，也与千年文化传统不相适应。因此，以文学的深刻反省方式来书写历史本质内涵，以丰富多彩的创作实践完成重寻历史之根、重铸民族之魂的根本任务，成为当下历史文学创作日益凸显的重大问题。历史文学在全球化、后现代与市场消费主义的多重时代课题面前，只有梳理、承继并打通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才能承担起探索文化转型的特殊使命，引领、统摄多样的价值立场，使之整合为积极而有意义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并从丰厚的价值体系中寻找、挖掘、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也要求我们的历史文学创作应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深重的忧患意识、强健的立意、宽阔的胸襟、开放的视角，来发掘民族历史中的精神钙质，以积极的现代转换，使之与时代精神对接，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涅式更生。可以说，历史文学核心价值的建构与确立，是一个不断继承与反省传统文化的动态过程。传统文化的多重、复杂、丰厚的内涵正藉此文学表现，日渐被激活，生成为时代核心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价值建构与确立的过程，必须不断克服历史认知过程中的种种单极、封闭的思考方式。它既需要艰难的突破与独立探索的勇气，也需要多元开放的宽容审视，才能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批判性建设。 　　 　　从现代性出发的传统文化重审 　　从晚清至“五四”的现代性转型开始，传统文化成为一个不断被拷问的话题。然而，在今天民族崛起与?d生的语境下，从去蔽了西方神话的现代性出发，打破线性的、单一的文化进化理论，避免对历史是非、功过、义利使用过于简单的价值判断模式，重审传统文化，无疑可以对传统文化可资借鉴的积极因素重新加以认识与思考。在大文化观、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重温传统文化的海内外思潮推动下，大批关注传统文化积极方面的历史文学创作出现了，这不仅是在当前文化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文化的积极应对，也是一次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革新。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杨度》晚清政坛精英三部历史长篇，首次大胆肯定了封建文化的正面因素和“士”阶层的积极力量；凌力的《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鼓晨钟》“百年辉煌”三部曲则把孙中山等革命先驱一度视为“鞑虏”的异族统治者清王室作为讴歌对象；熊召政更在小说《张居正》中塑造了一个“果敢任事”与“贪淫虚荣”并存，在道德上颇有瑕疵的改革良相形象。对帝王将相的集中描写，不是出于权力崇拜，而是着重从文化角度上肯定贤明帝王与杰出将相身上那种浓厚的儒家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忧患意识。他们不惜背负“恶”与“孤独”，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实现济世拯民的社会理想，既与传统中那些优游闲适、疏狂怪诞、伪道德至上主义等负面性格相对立，其“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为苍生谋福祉”(熊召政：《闲话历史真实》)的复杂英雄形象更体现了现代人对历史真实的认知方式。肯定他们挽狂澜、救时世的积极历史作用，正是肯定民族文化中“济苍生，扶社稷”的政治理想，肯定“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伟大人格，肯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传承。是否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