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个人与全球化语境下地域性.docVIP

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个人与全球化语境下地域性 　　自从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引人中国大陆后，国内学界从一开始的对此学科中文译名、学科界定、审视范畴、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的注重，到当今如何建立“中国学派的民族音乐学”等问题的讨论，其焦点大多不在音乐活动中的个人。现今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独占鳌头的“仪式音乐”更是以族群的集体音乐(有些甚至是与音乐无关的)行为为主。从原先主要为音乐创作总结规律并提供素材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到现在全方位透视音乐作为人类行为和文化现象的“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兴起无疑代表着一个研究范式的根本性变化，其促进此学科发展繁盛之功自不可也不应低估。但其结果却并非完全可恭可贺，客观来讲，应是一柄双刃剑。其正面的结果是民族音乐学学科自主意识的深化和研究切入点的多元化，但其负面的效果是对创作音乐的人和音乐本身的疏忽。国外的研究虽然多样化一些，但关于音乐家自身的研究却也不多见。针对这种现象，布鲁诺?纳特尔(Bruno Nettl)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恳请学者注意“个人”的因素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见《民族音乐学研究－29个问题与概念》，美国伊利诺大学出版社，1983)。无独有偶，郭乃安先生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发表了《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一文(载《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表示了他对音乐学研究离“人”越来越远现象的隐忧。针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离音乐越来越远的现象，博士论文做的是中国音乐伦理学与美学研究的展艾伦(Alan R.Thrasher)从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中国“曲牌”。他的近著《中国南方的丝竹乐》(Leiden＆Boston：Brill，2008)就是例证。 　　如果说现居加拿大的已退休的展艾伦的研究所关注的是中国音乐形态问题的话，旅美英籍学者李海伦编的《中国音乐人生》则旨在重申“个人”在音乐学及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但与我们常见的“生平与创作”、“评传”类做法不同，此书中的作者在方法上和选材上均各有自己的偏好。正文七章，有从民族音乐学和人种学的角度描述传主的人生阅历与时代变迁，也有用传统的以文本为主的方法来评述传主的生平业绩；有用口述历史的方法通过传主的原话来展现乐苑往事，也有类似罗尔纲《师门五年记》那样恭敬地记录其师的言行；也有以聚焦人物的方式对全球化语境下诸种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透视。从地域的涵括及传主的遴选上，书中的七篇论文也各有特色。从山青水秀的江南到大漠边关的内蒙古和新疆，从中西文化汇聚的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到英国帝国主义向外扩张出发点之一的港口城市利物浦。所囊括的音乐家不仅有活跃在江浙乡间的草根山歌手赵永明(1920---2000)，也有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沪剧明星邵滨孙(1919--2007)；有生在浙江吴兴、但日后移居上海和香港的文人女琴家蔡德允(1905--2007)，也有历经劫难，但始终留在大陆的音乐学泰斗杨荫浏(1899--1984)；有70年代移居英国后才在业余时间参加粤剧排演的香港移民廖丽霞(1951－)，也有享誉新疆的木卡姆民间艺人阿布杜拉和走红海内外的蒙古族流行歌手腾格尔(1960－)。 　　此书各章作者的选择也显示了编者的用心，荣鸿曾、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施聂姐(Antoinet Schimmelpenninck)、施祥生(Jonathan P.J.Stock)、李忠顺(Tong SoonLee)、瑞切尔?哈里斯(Rachel Harris)、巴然诺维齐(Nimrod Baranovitch)和米思奇(PeterMicic)均是目前在海外中国音乐研究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包括编者在内，此书的八位作者中有四位与美国匹兹堡大学有关，荣鸿曾为匹大教授多年，李海伦、巴然诺维齐和李忠顺则是匹大上世纪90年代培养出来的博士，均出自荣鸿曾的门下。现为美国艾莫瑞(E―mory)大学音乐系副教授的李忠顺以研究海外华人间的中国戏曲为其专长，除出版过《新加坡的中国街头戏曲》(伊利诺伊斯大学出版社，2009)外，还在《亚洲戏剧》等学刊上发表过论文。巴然诺维齐现任以色列海法大学亚洲研究系高级讲师。他虽以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为主，但他的论著大都不聚焦音乐形态，而是关注音乐外的问题，更多地涉及中国的民族政策、种族认同、性别、性、文化政治等问题。他除了专著《中国新声：流行音乐、种族、性别、政治，1978-1997》(伯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2003)外，还在英、美主流中国学术研究刊物(如《现代中国》、《中国学刊》、《亚洲学刊》、《中国季刊》等)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 　　除匹大师友之外，《中国音乐人生》的作者还包括目前活跃于海外中国音乐研究界的一些欧洲和澳大利亚人士。现为英国舍菲尔德(Sheffidld)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