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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神话本色罪在集资？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 　　 　　吴英是浙江省东阳市歌山镇塘下村人。父亲曾是一包工头,母亲是地道的农民,丈夫周红波亦为东阳人。在2006年本色集团成立前,吴英在东阳市内的产业只有喜来登俱乐部、西街贵族美容、千足堂足浴等,虽有千万资产,但离巨富相差甚远。如此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子,何以凭空获得那些债权人的信任,将过亿的资金托付给她? 　　事实上,在义乌,有钱的个人或企业将钱拿去博取高利实属惯例,只要债务人显示出一定实力和让人相信的用途,大多借钱者对钱的去向不是特别在意。吴英敢给高利,周转又快,前期借钱的人获利自然会加码;她又有大笔投资,又能编故事,雪球自然越滚越大。围绕这个雪球的获利者也并不仅仅是吴英及其本色公司,由于放贷人未必有那么多资金,便产生一批利用“存款挂钩制度”的“拉款掮客”。他们以高息为诱饵,将从外地机关、企业、个人甚至金融部门吸收的存款再存入本地银行,套取贷款后一般还用于放贷。这个过程中,放贷者、中介人和经手人都在吃利差。 　　可证实的是,与吴英发生交易的大宗高利贷债权人大约有20人,这些人大多为义乌当地高利贷业者中的佼佼者,借款的金额在1000万到上亿不等,目前所知借款最高的一笔,超过了1.3亿多元。借款的利息,则从7分到2角不等。另外,不排除吴在丽水青田、金华永康等地也有借贷行为。 　　浙江民间借贷体系一向发达。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估计,2006年,整个浙江的民间资本在7000-8000亿元,民间融资规模在1300-1500亿元左右。义乌、东阳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民间资本最雄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这两个城市所创造聚积的巨大财富,不肯放在银行贬值,理想的投资渠道又少,进入地下金融体系以获取较高利息,是颇为常见的选择。 　　除了浙江,民间借贷现象在各地都不鲜见。根据2006年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推算,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近万亿元的民间融资规模,既是民间的金融货币市场,也是滋生非法集资等犯罪现象的温床。 　　我国《刑法》第176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又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 　　如此看来,非法集资在法律上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刑法虽然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并没有规定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现实审判实践中,法院往往借鉴甚至引用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来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客观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企业未经有权批准的机构审批,向社会上不特定的公众吸收存款。而合法的民间借贷则是企业向特定的公民借款。可以这样认为,“特定的”和“不特定的”对象是区分合法与非法的一个重要界限。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的大午集团曾名列全国私营企业500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午集团开始吸收存款,起初是公司职工,后来发展到周围村庄的群众,并声称集资的原因是公司发展急需资金。随后,大午农牧集团的董事长孙大午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孙正午的律师认为,大午集团所为符合法的民事借贷行为,试图为他做“无罪辩护”。法院则认为,借款之人与孙大午本人及家属并无亲属关系,属于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吸收存款。2003年,孙大午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处罚金10万元,他的大午集团也因同样罪名被处罚金30万元。 　　与孙大午案件相比,吴英也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诉讼阶段法庭辩论的关键词也十有八九离不开“民间借贷”一词。从目前警方及检察院掌握的证据看,本色集团吸收存款的对象比孙大午的债权人更加具有“不特定”性,根据新刑法相关条款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存款的行为,即便构成本罪既遂,不问犯罪结果怎样。这也反映了立法上对本罪行为人所实施的、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从严打击的意向。因此,恐怕吴英本人很难洗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 　　当然,吴英案目前尚未最终定论,一切都有待案件的进一步审理结案。但该案的发生却再一次给民营企业以警示。因此专家建议:集资对象必须严格控制在本企业的内部职工范围内,不要扩大到职工的亲朋好友或其他关系人;集资的用途应用于本企业发展生产和扩大经营活动,不要用于诸如向其他企业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