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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人权本质探析 　　摘 要：为应对全球环境危机而产生的环境人权理论陷入矛盾的困境之中，一方面，环境人权与已有人权体系相冲突，另一方面环境人权与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的分立事实不相适应。究其根源在于，“权利”的特质及其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与应对环境危机的要求格格不入，造成环境人权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认识论的矛盾。当前，各国有关法律所规定的环境人权在本质上都是对各主体的环境义务的确定，伴随着全球性环境危机对“权利”话语的打破，只有“环境”与“义务”的结合才是摆脱环境人权矛盾困境的唯一出路。 　　关键词：环境人权；权利；环境义务 　　中图分类号：DF9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9）02-0091-06 　　 　　在全球性环境危机的背景下，以联邦德国一位医生的实际行动为起点（注：1960年，西德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把原资废物抛入北海市侵犯人权”的控告，但是该委员会以欧洲人权条约中没有保障清洁、健康的环境的规定，驳回了该项控告。参见蔡守秋：《环境权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以《东京宣言》为助力（注：1970年3月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指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人的遗产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参见金瑞林、汪劲：《20世纪环境法学研究评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环境与人权被认为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中正式在形式上结合在一起（注：1972年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在原则1中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而以环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出现的形式提出了环境权的主张。参见蔡守秋：《环境权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并以环境权的名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广泛接受。我国学者对环境权理论也表现出积极接受的态度，无论是公民环境权说、环境习惯权说还是环境人类权说（注：④ 代表性文章主要有：吕忠梅：《论公民环境权》，《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谷德近：《论环境权的属性》，《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徐祥民：《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都是以承认环境权的存在为逻辑前提，都是用权利范式对人类如何处理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格式化的结果。而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都是人权存在的三种形态［1］，在此种意义上，有关环境权的理论学说是环境人权理论的不同表现形式，可以归结为环境人权理论。然而，为应对全球环境危机而兴起的环境人权理论，其本质究竟是什么？ 　　 　　一、矛盾困境中的环境人权 　　 　　环境人权是人权理论扩展的形式产物。在最初的意义上，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是人作为人而应当享有的权利，是人作为主体而受到尊重的必然表现，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注：参见《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但是，究竟哪些权利是人“应有”的权利，至今还没有形成明确一致的认识，不过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学者们将人权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即以自由权为核心的阶段和以生存权为核心的阶段（注： 徐显明把人权的发展演变大致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一是自由权本位时期，二是现在仍在注重的生存权本位时期。参见徐显明：《人权的体系与分类》，《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徐祥民认为，初创期人权的核心权利是自由权，发展期人权的核心权利是生存权。参见徐祥民：《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可见，人权外延的模糊性也为人权体系的进一步扩张留下余地，环境人权的出现就是最生动的写照。 　　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出现，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全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一新问题，按照权利思维的惯式，人们可以有两种解决途径：一是创设新的权利来解决新问题；二是对现有权利进行新的解释，赋予现有权利新的内涵，从而把新问题的应对之策纳入其中。环境人权即属于前者。这一产生于现有法律体系的新人权，却又陷入与现有法律体系之间的矛盾困境之中。 　　首先，环境人权与已有人权体系相冲突。环境人权是为了应对全球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其目的就是制止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保护环境的良好状态。以往人权的享有都是以环境资源的利用为基础，无论是生命权、自由权还是生存权、发展权，哪一项权利的享有都离不开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每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