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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周楞伽与周木斋友谊 　　周木斋（1910－1941）名朴，号树瑜，笔名有辨微、列御、吉光等，江苏常州人，1930年去沪，曾任大东书局、《大晚报》、《大美晨报》的编辑。他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杂文家，在以《边鼓集》、《鲁迅风》为代表的杂文中，显示出他文笔精炼、内容坚实、长于思辨、说理性强的特点。周木斋性格冷静谨慎，又有些固执倔强，同学和文人中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四方木头”。他的杂文初读时不免令人感到枯涩，但细读之后，就会感到其中的趣味和活泼的情状来。 　　周木斋的祖上历来是乡里望族，有清一代，常州文风鼎盛，阳湖派的古文可以与桐城派的古文分庭抗礼。周木斋的祖父周晓峰是光绪年间的举人，以讲学终其一生。他在常州城西一带绛帐高悬，文名远扬，附近的读书人都闻风来归，可谓是青衿出入，桃李满门，其门下在晚清时期飞黄腾达者大有人在。 　　周木斋的父亲叫周季萍（字仁咏），排行第五，工书法，兼通新学，清末曾在自己的故乡创办过私立学校，开常州风气之先。他后来进入政界，当选为省议会议员，抗战之前被推选为常州公款公产处和育婴堂董事，在地方缙绅之中以公正廉洁著称，平时不尚积蓄，一直两袖清风，抗战之前因生活拮据，不得已到上海鬻书度日。 　　周木斋曾经和鲁迅先生发生过两次争论，在文坛上尽人皆知。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33年1月，周木斋在曹聚仁主编的《涛声》二卷四期上发表文章《骂人与自骂》，指出“最近日本侵略榆关，北平大学生要求提前放假，……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鲁迅看了周木斋的文章，表示自己“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于是连续发表了《逃的辩护》《论“赴难“和“逃难”》《乘凉：两误一不同》等文章，表明自己的意见和周木斋不同，一是周先生自己在上海，却要大学生去赴难，是欠妥当的；二是大学生手无寸铁，又没有学过军事，如果不逃难，只有骂贼而死，成为烈士，至多只是当局宣传的材料，于大局依然无补；三是和日本人打仗是军警的事，不应责怪大学生；四是大学生经历逃难有所历练，可以成为有韧性和战斗精神的人。 　　另一次是周木斋针对鲁迅用何家干笔名发表的《文人无文》进行挖苦和嘲讽，《文人无文》这篇文章主要是批评当前文坛上一些作家“左而不作”，专门做一些文坛登龙的伎俩。1933年4月，周木斋在《涛声》上发表了《第四种人》，指责鲁迅批评别人无文，自己也没有做什么，不下罪己诏，却说风凉话。在周木斋眼中，鲁迅也是个文人无文的人，他在文章中所说“听说何家干就是鲁迅的笔名”的话引起了鲁迅的极度不满，认为这是在向反动当局告密，就此鲁迅发出了“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的愤语，后经曹聚仁解释才消除了误会。 　　我父亲周楞伽和周木斋交往很深，他踏上文坛之前，就经常在《大晚报》、《涛声》周刊上读到周木斋的文章。 　　1936年春，我父亲主编《文学青年》，出版之前，在上海南京路贵州路一家学校的楼上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周木斋也是受邀作家之一，当日他来得很早，不过两人却并不相识，签过名后，我父亲才认识了他。那天所谈问题都是有关“国防文学”的，周木斋的意见是，凡是反帝反封建的救国文学就是“国防文学”。 　　不久，我父亲去《大晚报》寻找崔万秋，谈话后刚走出报馆，就被人拍了一下肩头，回头一看原来是周木斋。于是两人重新返回报馆晤谈许久，我父亲对他惠赐稿件、支持自己编辑《文学青年》深表感谢，周木斋却谦虚地表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这之后，我父亲远赴广州、香港，准备开创新的文化事业，可惜因为战争变化，半年之后又返回上海。此时，柯灵正在编辑《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周木斋和我父亲都曾经在副刊上发表文章，于是一起数次出席了柯灵牵头的“孤岛”作家聚餐会。周木斋当时正在《导报》编辑副刊《晨钟》，他约我父亲写一个长篇连载小说，我父亲主张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来写章回体小说，得到周木斋的支持，便在《导报》上用海岛畴人的笔名发表通俗小说《烽火江南》。惜国势日艰，这部小说只写了十三章，就因为《导报》停刊而夭折，但周木斋还是千方百计地帮助我父亲催要稿费。此后不久发生的两件事情，更增进了双方的友谊。 　　第一件事发生在周木斋辞去《导报》报馆职务后不久，那时孤岛上海作家的生活都相当清苦，恰好有一家洪流出版社托我父亲组织代收几部稿件，于是我父亲很高兴地写信给周木斋，要他也写一部，并把书名拟定为《新中国发展史》。不过我父亲毕竟太缺少经验，不知道商人的天性原都诡谲不顾信义，唯利是图，待到周木斋把全稿写成交来后，出版人却借口欧战爆发，纸价高涨，不肯再出。我父亲虽争执得面红耳赤，仍没有丝毫效果，不得已，只好据实相告，并表示歉意。周木斋却很体谅我父亲，还引用古人的话说：“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我父亲给他说得非常惭愧，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叫他白忙一场，于是通过关系，多